一台見證邊區軍民打破敵人通信技術封鎖的收報機

窯洞裏的“通信工廠”

■楊潤鑫  程宇一

中央軍委總部在延安時使用的我軍製造的收報機。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陳列著一台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收報機，它曾是中央軍委總部在延安指揮千軍萬馬的通信工具。這臺收報機是由我軍在陜北窯洞裏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廠自主生産製造的，它也成為那段崢嶸歲月裏，邊區軍民在極端困難條件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製造無線電設備，打破敵人通信技術封鎖的歷史見證。

中共中央對於在紅軍作戰和白區工作中使用無線電聯絡的重要性早有較為深刻的認識。1928年起，中共中央通過多種途徑培養紅軍作戰和白區工作所需的無線電技術人員。紅軍開始大規模反“圍剿”作戰後，對建立無線電通信聯絡的需要更為迫切。1930年12月底，紅軍在龍岡戰鬥中繳獲了只能收報不能發報的“半部電臺”。隨後，紅軍利用在東韶戰鬥中繳獲的一部完整電臺，加上這“半部電臺”，建立了無線電隊，直屬紅一方面軍總部。在紅軍總部領導的支援和關心下，無線電通信隊伍逐步壯大。至長征前夕，紅軍總部共舉辦無線電訓練班11期，先後培訓報務、機務、電話、司號、旗語等各類通信人員2100余人，培養了一批無線電技術骨幹，為抗戰時期無線電通信事業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抗戰爆發後，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八路軍總部決定化整為零，深入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然而，由於當時敵後根據地物資匱乏，且敵人在各地實行“囚籠”政策，各根據地被嚴密封鎖、分割成片，使得通信器材的獲取變得極為困難，如何有效指揮調度各地部隊成為一大難題。因此，當時負責保障全軍通信聯絡的軍委三局，決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廠，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無線通信裝備，以保障通信聯絡的暢通。

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廠在距離延安10余公里的鹽店子村正式成立。工廠由10余個窯洞和四五間小平房組成。建廠初期，通信材料廠的主要設備僅有小型車床、刨床、鑽床、砂輪各1台，全廠技術人員和生産工人只有20余人。

在條件艱苦、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通信材料廠員工在黨中央領導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不斷攻堅克難，靠著熱血和智慧進行技術創新。原材料不足便從破飛機、舊汽車、舊鐵軌等物品中就地收集，缺乏教學設備和資料就依靠實踐摸索，沒有標準生産圖紙就自己設計機器底板圖、面板圖……通過反覆試驗和改進，延安通信材料廠相繼製造出可變電容器、可變電阻、電鍵等元器件。根據敵後遊擊戰爭的需要，通信材料廠先後裝配數百部由電池和手搖發電機供電的小型電臺、電話單機和總機。至1938年底，通信材料廠的元器件自給率達到40%，兩年後達到70%。

通信材料廠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不斷製造出新設備。隨著戰爭形勢發生變化，材料廠製造了一批能夠進行更遠距離通信的50瓦、100瓦大功率發報機；為讓黨的聲音傳遍大江南北，材料廠專門為新華通訊社製造了500瓦發報機；為更好支援敵後戰場遊擊作戰，材料廠還試製了小型報話機，仿製了日式小型手搖發電機……這些性能更優、功能更全的無線電設備，確保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調度與資訊交流暢通無阻，同時也大量供應前線作戰部隊，滿足各抗日根據地通信聯絡的需要，成為對敵鬥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八路軍無線通信技術的成熟，也與通信系統人才隊伍的壯大相輔相成。最初，材料廠的工人中既有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戰士，也有從上海、武漢、北平等地前來的工人和技術人員。隨著業務需求增加，經過長期實操與系統培訓的工人專業技術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特別是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又稱“延安通校”）的成立，帶來了一批寶貴的通信技術專家。他們不僅在學校教書育人，也參與到材料廠的研發製造中。同時，材料廠也成為延安通校學生的實操平臺，他們在這裡將理論轉化為實踐，通信材料廠逐漸成為為黨培養通信人才的重要陣地之一。

抗戰時期，一台臺無線通信設備就這樣從窯洞裏的“通信工廠”中生産出來，裝備到各部隊中充當戰場聯絡的“神經元”，織密了一張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全國各部隊、各根據地、遊擊區、敵佔區的無線電指揮通信網路，使黨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軍委的作戰指揮命令化作一道道紅色電波到達前線，指揮著千軍萬馬，在多次重大戰役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7年，國民黨軍聲勢浩大地對延安發起進攻，黨中央決定戰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廠被迫解散，相關生産設備和技術骨幹分散到其餘各解放區，組建新的通信器材廠，繼續為通信事業貢獻力量。儘管延安通信材料廠已不復存在，但從那段艱苦歲月中走出的“通信工廠”成為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戰爭中通信事業的重要起點，激勵著一代代通信人奮勇爭先、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