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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係與客家文化

發佈時間:2008-06-13 13:06:31
 人口的遷徙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與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斷南播

    從漢代末年開始,由於戰爭、動亂和災荒等原因,中原漢人不斷向南方播遷,較大規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響的有四次:西晉的“永嘉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和黃巢舉義,北宋的“靖康之變”以及明末至清的鄭成功、康熙朝收復台灣。

    周時,我國西北方的少數民族就已崛起。平王為避犬戎,遷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強悍民族在西晉時首開入主河洛之先河。晉永嘉五年匈奴人劉曜率兵攻入洛陽,俘懷帝。《晉書·慕容廆載記》:“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據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約有80萬到100萬人。

    唐代的安史之亂,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鎮化為焦土,當時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東巡歌》中將其説成又一次永嘉之亂:“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兩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為典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36)記載,唐元和年間,上述五地人口戶數分別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戶。據《太平寰宇記》(卷100)所記,至宋太平興國年間,分別增長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戶。從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長17.7倍,最少增長2.1倍,平均增長7.9倍。

    2、中原漢人南播後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蕩,狄夷交侵,晉人雖身在江東,但心在河洛,常懷故國之思。於是,在南方出現了兩種有趣的現象。

    一是民間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駐地之名。如到閩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兩條河分別起名為“晉江”和“洛陽江”,稱在洛陽江上所修建之橋為洛陽橋,以時時懷念河洛故鄉。宋代書法家、閩南仙遊人蔡襄寫有《洛陽橋記》,明崇禎十三年重修,郡守孫朝讓所寫重修記稱:“迄今遵海而居,橫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僑置州郡。偏安於東南的東晉以及其後南朝的統治者,為使聚族而居的南遷北方士人穩定生活,保持原籍貫,在其轄區內用北方地名設置僑州、郡、縣。這樣,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們在有限的範圍內保持其封建特權。一方面藉以緩和南北士族經濟與政治上的矛盾。東晉初,僑州、郡、縣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晉書·地理志》載:“永嘉之際,豫州淪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于江淮之間,居蕪湖。”“後以弘農人流寓于尋陽者,僑立弘農郡。”

    河洛之思實是文化之思,是對中原故國故園的鄉音、鄉貌、鄉情之眷戀。東晉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無不是西晉的翻版,即如生産、生活、飲食、起居、婚喪、交往也一如舊制。但南方畢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異外,語言之差異更使人們的交流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擺在仍帶有莫名自高情緒的王公、門閥、士人面前的一個十分現實問題。僑置州郡只能使他們自我封閉,主動接觸才是明智之舉。大臣王導就力主北人學習吳語,南遷士族必須與江南士族聯合相處。在其推動下,清醒後的東晉統治集團開始了興學校,倡儒學,履仁愛,獎誠孝,號召有志之士立身敬業,勤於國事,戮力王室。在王導等人帶領下,河洛文化之精蘊在東晉南朝得到了繼承與弘揚。

  3、光州固始———閩人永遠的故鄉

    在北人開發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陳元光、王審知影響巨大和久遠。

    陳元光開發漳州。唐高宗總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稱作蠻獠的土著人因土地與徭賦問題發生動亂。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陳政為朝議大夫兼嶺南行軍總管前往鎮撫。陳政“剛果敢為,而謀猷克慎”(《雲霄縣誌》),率府兵3600人,將吏123人,來到了八閩百粵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對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觸。陳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極富智慧且有膽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數千軍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撫與感召之下,屯駐雲霄的朝廷軍隊很快就與周邊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給他們送去生産工具,一方面向他們傳授先進的耕作技術,使當地的生産得到了發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閩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陳政死後,唐王朝審時度勢,任命其子陳元光為鷹揚將軍代父領軍。元光聰慧異常,足謀多智,勵精圖治,深孚眾望,足跡所至,民鹹從之。為使閩南有大的發展,陳元光上疏請求在閩南增設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準奏,並任命元光為首任刺史。之後,陳元光將北來將士與當地居民組織起來,屯耕結合,或辟荒為田,或斬荊植樹,或耕漁相兼,使漳州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陳元光還實行了許多其他有利生産和社會發展的措施,如招徠流民,給予土地,使其安居;輕賦免征,興修水利,藏糧於民;減徭去役,鼓勵桑織,通商惠工;興學勸學,發展教育,培養人才;剿撫並用,鋤寇禦患,強化治安等。在陳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數年,雲霄山下林果豐,九龍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帶不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數千里無桴鼓之警”。陳元光死後被當地人尊為“開漳聖王”,各地建祠膜拜紀念。南宋時統治者加封其為“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在陳元光的家鄉———河南固始縣陳集村,現仍有保存完好的“陳將軍祠”。

    王審知建立閩國。唐光啟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審知與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隨王緒軍入漳州。王緒責王潮兄弟攜母隨軍違犯軍紀,命斬其母。諸將素懼王緒性猜忌,言行無常,即與王潮密謀擒殺王緒。後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後又自稱留後,據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寧三年為威武軍節度使。史載,當時隨王潮入閩的固始姓氏,計有42姓,他們是謝、莊、林、黃、楊、王、方、許、郭、葉、高、廖、詹、孫、傅、韓、劉、李、鄭、周、曾、吳、尤、施、余、顏、呂、龔、柯。乾寧四年王潮死後,王審知繼任威武軍節度使。審知素有軍事才能,他統兵轉戰閩、浙,很快統一了八閩,勢傾東南。後梁開平三年被封為閩王。王審知在位29年,期間,重視農耕,鼓勵墾殖,保境安民,薄賦輕徭,使閩中一帶社會大治。審知死後,其次子王延鈞仍被封為閩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後經營福建50多年,在閩地社會生活全面漢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從各方面給閩人帶來了福祉。《舊五代史》於此稱讚有加:“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閩國建立後,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庇護下,閩地生産發展,生活穩定。閩人敬重王審知,立祠而祀。

    隨王從固始入閩者有數萬之眾,這在很多家譜都記載。人間重鄉情,“月是故鄉明”,眾多的閩台人心繫固始,認同河洛,概源於此。審之家鄉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縣城東北分水亭鄉王家寨村至今還存其故里。

  4、漢人南播促生了閩粵贛客家民係

    大批中原漢人的南遷,在中國南方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客家民係。寓居於贛南、閩西、嶺南的客家人從河洛地區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如語言、習俗、宗親、教育、倫理、禮儀等等,有的已歷千載而至今沿襲如初。明末清初流向台灣的漢人大多是閩、粵沿海一帶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區南遷的客家人。一項調查表明,閩南、台灣漢人中陳、林、黃、鄭四大姓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陳林半天下,鄭黃排滿街”之諺語流行。而且在這些大姓的族譜上,都明白無誤地標明其祖先為河洛人。客家人來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邊個別地區,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説:“客家大抵來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閩、贛、粵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傳播,由於客家民係的形成歷時跨度較長,且居住遼闊,又與各地土著民族雜處,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謂客家文化,就是以漢民族傳統文化為主體,融合了古越族和畬族、瑤族等少數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文化,是從河洛文化母體中衍生出來的一種亞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還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講究郡望,重教尚禮、堅忍不拔、刻苦勤奮等。客家人後來又到了東南亞、歐美等世界各地,但他們無時不心繫中原。至今有許多台灣人和僑居異國的客家人還自稱為“河洛郎”,唸唸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懷著赤子之心,回到故鄉的熱土尋根問祖,投資興業。

    文化是有時空特徵的,這種特徵主要是隨物質環境的變化和時代的差異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揚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質外,在融合各地優秀文化中,也不斷地在演繹著、發展著、創造著。由於客家人四海創業,很注意與周邊的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因而團結友鄰、共生共進的意識相當強烈;由於客家人經常置身於異質文化的氛圍中,因而很善於以寬博的人文關懷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由於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處於我國東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相結合的遠大視野,能平和善處人類文明衝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這種新的特點和精神,有力地推動著中華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臺。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楊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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