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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的融合性 兼談河洛文化與閩台的關係 上

發佈時間:2008-06-13 11:23:21

    河洛是一個地域概念,指的是黃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廣大地區,也就是狹義的中原地區。以中嶽嵩山為象徵的河洛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周成王時就稱河洛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而《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公盛讚洛陽的話為“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裏均”;《史記·封禪書》説:“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間。”其實,並非夏商週三代的統治者均定都河洛,在文明時代以前,這裡已成為全國文化發展的中心,而且在三代以後,直至宋代,河洛地區一直保持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我們將河洛文化比喻為車轂的話,那麼,周圍的車輻是聚于車轂的,而同時以河洛地區為軸心,強烈的影響著周圍的文化,這也就是我們所説的輻輳與輻射的關係。

    河洛文化之所以在中華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並不僅僅是因為在這裡誕生了最早的國家,率先進入了文明社會,而且還在於它融匯四方、輻射四方的文化特性。在河洛文化起源與形成的過程中,依靠“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吸收周圍地區優秀的文化成果,不斷的充實自己;在走向成熟以後,對周圍地區産生了更為強烈的影響與巨大的吸引力,加速了文化融合的步伐,並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説,河洛文化正是形成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
 

     融合是中華民族與文化發展的永恒主題,它貫穿于各個歷史時期。在進入有史以來,我們通過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可以看出,通過戰爭、遷徙、通婚、文化交流等各種形式,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加深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然而,追根溯源,這種文化與民族的融合性並不是在歷史時期才有的,早在史前時期便已經存在。尤其是在河洛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中,突出反映了這種特性,而且這種融合性對河洛文化乃至中國古代文明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根據古史記載,以嵩山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黃帝和炎帝所代表的部落集團活動的區域,以後就形成了華夏各族。據考古學的研究,河洛地區在史前文化的發展中,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環環相扣,自成序列。而且在其長期的發展中,不斷積累文明的因素,最終在這一地區最先步人文明的門檻,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促使文明在河洛地區最早誕生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的延綿不斷、連續發展,是其重要的原因;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河洛地區在整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中,始終處於其他文化的中心地帶,這便為河洛地區的史前文化不斷吸收周邊地區先進文化的因素,提供了先決的條件。如在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在河洛地區出現的新時器時代文化是裴李崗文化,它表現出了河洛地區早期文化發展的突出成就。從出土的農業生産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看,當時的粟作農業已相當發達,當時居民已走向了穩定的定居生活。另外,出土的大量的以泥質紅陶為主的陶器,體現了制陶工藝的發展。但這支文化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與其同時的還有位於河北省境內的磁山文化和位於陜西省境內的老官臺文化。這三種文化在黃河中游地區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並且彼此之間存在著許多共性。尤其是裴李崗文化與磁山文化之間,石器都有扁平舌狀石鏟、石磨棒和帶足的石磨盤,陶器多為紅色或紅褐色,器形都有三足罐、三足缽、小口雙耳壺或小口壺等,紋飾都有繩紋或細繩紋、線紋。裴李崗文化與老官臺文化相去較遠一些,但也存在著許多共性,如墓坑均為長方豎穴土坑,出土的陶器都以三足缽、圜底缽或假圈足碗和球腹壺為主要器形,居住的房子均為半地穴式等。儘管説三種不同的文化源流不同,但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文化上體現出了早期的融合特徵,無疑起到了推動河洛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作用。

    繼裴李崗文化之後,在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分佈在河洛地區的廟底溝類型,是仰韶文化中一朵鮮艷的奇葩,在這裡出現了相當多的向心式佈局的聚落,而且聚落的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大,面積有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平方米,聚落的周圍基於保護財富和生命的需要還圍以壕溝。其經濟形態已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綜合經濟,制陶業也因為定居農業的發展成為當時最具特色的手工業。仰韶文化彩陶不僅是實用器,而且也是一種原始工藝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居住的條件也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有圓形、方形的地面或半地穴式的房基,説明定居更加穩定。其分佈東到山東的魯西南,北到河套和張家口地區,西到甘青,南到長江流域,在廣闊的區域中表現了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體現了這一區域的傳統。在它的周圍,有幾支不同面貌的文化相拱繞,其東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北有紅山文化,西有馬家窯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有一個不斷西漸的過程。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發展總的趨勢是由東往西、南,在各個階段上反映出數量上的變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後逐漸趨於融合。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堆積中,出土有泥質陶尊、背壺、斂口盞等大汶口文化器物;在禹縣谷水河遺址出土一批盆形豆、罐形豆、長頸壺、觚形杯、鏤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鬹等,反映出河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強烈影響。更有學者指出,“中原地區也曾接受過來自黃淮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對中原仰韶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的影響較為突出”,“説明當時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至少有一部分定居中原,並成為文化交流的使者”。

    屈家嶺文化在河南的傳播,主要集中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陽地區,重要遺址有淅川下王崗、黃楝樹、下集、鄧州八里崗,等等。不僅如此,屈家嶺文化的影響,甚至達到黃河兩岸的鄭州、禹州、汝州一帶的中原腹地。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是,河南中部的仰韶文化,既包含有屈家嶺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河南南部的屈家嶺文化中同樣也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這樣文化間的相互包融,所帶來的必定是中原文化的提高與發展,從而也較早地將中原文化與長江文化、海岱文化連接到了一起。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由於河洛文化與周邊地區各文化的接觸、影響進一步加強,文化融合的趨勢不僅得到了延續,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表現形式卻與此前大不相同。突出的特點是文化個性的充分展現,如河南的龍山文化,豫北、豫南、豫東、豫西在文化面貌上就各不相同。在河洛地區以外,向西有客省莊二期文化、齊家文化;向東有山東典型龍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層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東南有良渚文化等。這樣就為河洛地區吸收周邊文化中的精華,充實自身提供了先決條件。直接承襲仰韶文化而來的河南龍山文化,繼承了仰韶文化時期的文化傳統,終於在中原地區形成了更大規模的融合。

    這一時期,河洛地區正處於昂首闊步向文明時代邁進的時期,傳説堯舜禹和三苗的長期對峙,最終禹遷三苗于三危,東西方既有聯合,又有鬥爭等,最終反映在考古學文化上,仍可以看出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與南方的石家河文化,東方的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甚至於東南的良渚文化産生碰撞和交流,為河洛文化吸收周邊地區文化中的先進因素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所以,在二里頭文化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東方的文化因素,如山東典型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因素,而且還有來自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因子,甚至還受到東南地區的馬橋文化、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以及北方草原地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影響。

    河洛文化與周邊文化融合的結果最終是在龍山時代出現了諸多文明因素的快速增長和積累,大量的禮器不斷涌現,並形成一批集政權、神權于一體的權貴階層,開始築城以衛君,並逐步掌握了冶銅技術。到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終於以它強大的文化根基,率先進入文明時代,並形成為中國文明的核心。

    綜觀中原史前文化的發展,貫穿始終的一條重要的線索,就是文化的融合。融合表現的形式,既有一統的根基,又有個性的展現。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變化,是早期民族融合的見證。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條線索,才使得中原地區形成了強大的文化根基,而不至於像周邊地區文化那樣突然中斷或衰落。文化的連續發展,自然為文明時代的到來積蓄了力量,這也正是河洛地區的優勢之一。同時,也正是這樣一條文化融合的線索,為以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大融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將中原地區比喻為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爐,它反映了中原文化發展的實際。

 來源:《中原文物》      作者: 張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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