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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的融合性 兼談河洛文化與閩台的關係 中

發佈時間:2008-06-13 11:23:21


    如果説河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四方輻輳的結果,是在文化熔爐中産生的話,那麼,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後,尤其是在商周以後,基於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充分顯示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影響力,進發出無窮的輻射四方的力量。

    據文獻記載,以河洛地區為中心建立起的夏王朝,與地處東南地區的百越族有著密切的聯繫。《史記·夏本紀》有禹娶涂山的記載;《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説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從考古學上觀察,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中的確存在有二里頭文化的因素,而馬橋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又在二里頭文化中找到了蹤跡。這説明河洛文化的影響在夏代已經達到江浙一帶。我國古籍中記載的夏末商初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即商湯伐桀,桀奔南巢。《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國語·魯語上》:“桀奔南巢。”關於南巢的地望,郭沫若、董作賓等認為在今安徽桐城縣,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則把南巢圈定在巢湖西南。雖然説所識地點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夏桀所帶領的夏遺民逃到了東南方向的巢湖一帶。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潛山薛家崗、含山大城墩、肥東古城等發現了具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陶器、銅器,應與這一史實有著內在的聯繫。誠如是,那麼,這應當是中原人也就是河洛人最早的一次南遷了。

    到了二里崗商文化時期,商文化的分佈範圍迅速向周邊地區擴展,統一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其西到達周原,東到山東半島,南抵長江北岸,北面到達冀北、晉中一帶。至於二里崗商文化對周邊的影響,範圍就更為廣大。如北方河套地區的朱開溝遺址,南方洞庭湖、鄱陽湖一線的湖南石皂市遺址、岳陽銅鼓山遺址、江西清江吳城遺址等,東面的江蘇鹽城龍崗遺址等,皆發現有二里崗文化遺存。尤其是江西的吳城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並行的一支考古學文化。關於它的性質,目前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一支土著文化,又具有中原商文化特色;一種認為是一支從中原南來的商文化,是商王朝在南方的軍事據點。儘管意見不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吳城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極為密切,是河洛文化的影響已到達這一地區的緣故。有學者指出,中原殷人渡江南遷後與土著的揚越人融合,殷商文化的某些因素逐漸被土人吸收,從而形成了帶有濃厚中原文化因素的吳越青銅文化。

   《史記·吳太伯世家》還記載了太伯奔吳的事件。在商末周初,周王古公宣父的長子太伯因讓位於其弟,便從中原來到了太湖之濱,斷發文身,開創了吳國。太伯奔吳的直接影響,是促使了吳越文化與周文化的融合。到了吳王壽夢時期,“吳於是始通于中國”,“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值得重視的是,在考古發掘中,在河南固始侯固堆一號墓中,發現了具有濃郁吳文化色彩的遺物,如原始青瓷器、印紋硬陶等,而且在墓內出土的一件銅簋上發現有“勾吳夫人”的銘文。勾吳即吳國,據考證,這件銅簋就是宋景公當其妹季子出嫁吳國時製作的媵器。勾吳夫人墓的發現,是反映吳與中原關係的最有力證據。通過通婚、戰爭,以及類似太伯奔吳的南遷、吳人的“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進一步加深了中原地區與吳越地區的聯繫,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文化交流。

   以上我們只是通過河洛文化的融合性這一特點,重點窺探夏商周時期河洛文化與東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其實,河洛文化與周邊文化的這種輻輳與輻射的關係,是全方位的,如中原與東夷、中原與巴蜀、中原與北方草原地區,等等。在整個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河洛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地位進一步凸現出來,在此不一一贅述。秦漢以後,隨著版圖的擴大,出現了大一統的王朝,尤其是在漢唐盛世,經濟、文化的繁榮,加劇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時也更加鞏固了河洛文化的根基,使河洛文化深深扎入中華民族文化之根。儘管説在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的少數民族人主中原,以及不斷的戰爭和民族遷徙,但河洛地區始終是一個大舞臺,文化的根基不但沒有動搖,反而産生了磁石般的力量,成為凝聚華夏民族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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