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深圳幾位愛國名人

廖虹雷  

    明清以來，深圳（古稱新安、寶安縣）一直位於抵禦倭寇和抗擊英、葡、荷蘭侵略者的前沿陣地；辛亥革命前後又處在資産階級革命的發祥地，深受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新思想影響，因此，包括知識精英在內的深圳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特別突出是“打響反抗西方殖民侵略戰爭勝利的第一槍”（1522年史稱“屯門之戰”）、“打響鴉片戰爭第一槍”（1839年9月4日賴恩爵指揮大鵬水師痛擊英船，史稱“九龍海戰”大獲全勝）和“打響辛亥革命前夕第一槍”（1900年孫中山發起三洲田起義，史稱“庚子首義”）的歷史，涌現不少愛國仁人志士，他們無愧於歷史，歷史也沒忘記他們……

寶安青年參加上海著名進步社團“南社”活動

    在“南社”成立100年之際，我隨上海浦東區聯洋文學沙龍一批老同志，參觀了金山區張堰鎮的“南社紀念館”，在一千多名南社成員的碑刻名單中，我發現寶安籍知識青年陳伯蘇和劉景初，後來再查資料，儘管沒有這兩人詳細的記載，但已令我興奮不已：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有深圳的熱血青年，不遠數千里參加上海南社活動，積極投身於上世紀初的革命運動。

    據198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詞典》中“南社”條目註釋：“辛亥革命時期成立的進步文學團體”。早在1903年，由高天梅發起並聯合高吹萬、高增3人在他們家鄉上海張堰鎮創辦了一個以喚醒國民覺悟、拯救民族危機為宗旨的“覺民社”，並編輯出版《覺民》月刊。1904年高天梅先生在日本留學結識了孫中山，協助孫中山創建同盟會。不久，高天梅回國，孫中山委以重任。高天梅陸續介紹陳陶遺、柳亞子、姚石子等人加入同盟會。此時高天梅、陳陶遺的活動受到清政府的查禁，他兩人被列入通緝黑名單，不久因姦徒告密，陳陶遺被清政府拘捕入獄。經多方營救保釋出來後，陳陶遺首先約柳亞子和高天梅密商成立南社事宜。1909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張東陽祠，召開南社成立大會（又稱南社第一次雅集），至1922年結束，南社共有18次雅集。

    為擴大影響，南社除了在張堰鎮活動外，秘密把活動中心轉移到上海租界。這時南社成員發展迅速，範圍遍佈長江三角洲地區，也遠及華中、華北、東北、華南及西南諸省，而且在江蘇、遼寧、廣東、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還自發先後成立淮南社、遼社、粵社、湘社、越社和閩社等分支機構。以上海南社為核心，加上其後的新南社與南社紀念會總人數達1650人。同盟會中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南社的奠基人。成員有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愛國知識分子沈鈞儒、周實、宋教仁、邵飄萍、楊杏佛、鬱曼陀、柳亞子、何震生、沈礪、陳去病、朱少屏（周恩來和陳毅等一批出國勤工儉學介紹人和經辦人）等。

    南社人秉承反專制、反壓迫、反獨裁、反帝反侵略的宗旨，積極開展各種愛國鬥爭和爭取男女平權等運動。其時主要在民間辦報和興辦教育兩個領域上佔領思想陣地。據不完全統計，其時由南社人辦的報刊七八十種之多，其中名聲很大的就有在日本東京創刊的《醒獅》，在上海創刊的《國民日日報》《民呼日報》《民國日報》《民立報》《復報》《神州日報》《太平洋報》以及《中國女報》《中國白話報》等，所以柳亞子當年曾豪邁地説：試看今日之報界，都是南社之天下。李叔同從日本返國後擔任《太平洋報》編輯兼管美術、廣告和副刊，宣傳新思想，創始美術和廣告新理念。南社創始前夕，也是清廷廢除科舉之初，中國人辦新學最早的是馬相伯、蔡元培；南社人把辦新學作為振興民族、改造社會的最好途徑。他們既把辦學作為一種神聖的使命，又把它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和從事革命的掩護。他們不計名位，義務辦學，為開風氣之先，率先創辦女子學校、辦體校、美校、辦鄉村教育和普及知識的大眾圖書館等。許多飽學之士或擔任過各級學校校長及南北知名大學的教授，為了愛國，為了普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樂於教中小學，獻身愛國教育。與秋瑾親如姐妹的安徽蕪湖呂碧城在天津創辦北洋女子公學，在上海辦《中國女報》；張默君在蘇州創辦《大漢報》與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並擔任神州女學校長；湖南衡水唐群英也是秋瑾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她是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第一個女會員，回國後加入南社，她曾籌建女子軍隊，在武昌起義時，英勇作戰，得到孫中山的接見和嘉獎，被譽為“巾幗英雄”。

卓鳳康先烈和“龍華反清起義”

    寶安區龍華街道處於東江抗日革命根據地羊臺山的北麓，約距離深圳市中心區30公里，在各個時期許多革命烈士中，當地有一位著名的人物。據《寶安縣誌》記載：卓鳳康1886齣生於牙買加，祖籍新安（今寶安）縣龍華弓村。父親卓揚高經商于南洋、西歐等地。1894年卓鳳康8歲時，隨同父母回到家鄉龍華弓村，進私塾讀書，深受1899年錦田人民反抗英軍鬥爭和1900年三洲田起義的影響。1906年在家鄉加入中國同盟會，積極投身反清的革命鬥爭。這一年他與鄭友成婚。

    1911年4、5月間，卓鳳康與周振源一起秘密發動和組織龍華、烏石岩兩地民從近千人起義，堅持了3天，卓鳳康身先士卒，表現得非常勇敢。這次起義有力地聲援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廣州黃花岡起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消息傳到深圳，10月30日寶安縣龍華人民在卓鳳康、何玉山（赤嶺頭村人）、吳兆祥（浪口村人）的率領下，進攻新安縣城南頭，卓鳳康率先衝進南頭的縣衙門，手裏拎著一包當作乾糧的煮雞蛋，縣官們看見，以為是炸彈，嚇得魂飛魄散，作揖求饒。所有官員、衙役束手就擒。新安縣宣告光復，由何玉山代任縣長之職，結束清王朝在新安縣265年（順治三年至宣統三年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

    1913年秋，孫中山先生在南方發動“二次革命”，舉兵討伐袁世凱，被袁軍打敗，孫中山流亡日本。跟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卓鳳康，也被寶安縣的復辟政權通緝。他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妻子及三個女兒，又遠渡重洋到牙買加避難。1934年卓鳳康再次回到祖國，投身抗日救國的活動。在艱難的抗日戰爭中，卓鳳康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英勇地同日寇作鬥爭，成為抗日的英雄。1942年10月，卓鳳康不幸被日偽軍黃文光所捕，後於觀瀾英勇就義，時年56歲。犧牲前職務為龍華鄉鄉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寶安縣人民政府追認卓鳳康為革命烈士。

鄭毓秀是民國時期第一個女博士

    中國的第一個女博士是出自深圳的鄭毓秀。1924年，她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殊榮，也是中國最早的女律師。1925年鄭毓秀回國，被聘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1926年她與同學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開設了一個律師所，執行律師業務，是中國第一個女律師，1927年8月鄭毓秀與魏道明在上海結為伉儷。此後，鄭毓秀開始揚名于上海灘。同年，大學教授楊杏佛在上海被捕，鄭毓秀利用她的關係和方便，向法租界當局疏通辯護，使楊杏佛獲得釋放。年底，鄭毓秀被任命為上海法政大學校長，該校原是孫中山先生為培植革命建設的法政人才所建。鄭毓秀接任校長後，著手制訂改進校務與擴展計劃，除保持自由研究的優良學風外，並注重司法業務，以理論與實際結合。1928年，該校改名私立上海法政學院。1928年11月，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鄭毓秀獲任第一屆立法委員，為最初的51名委員中僅有的兩名女性之一，亦成為只有5位委員的“民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她將婦女婚姻自主權利第一次寫進了法律條文之中。她還先後任建設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與外交委員會委員。從1927年起，鄭毓秀曾任上海審判廳廳長、監察廳廳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江蘇政治委員會委員、江蘇地方檢察廳長、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海法學院院長。其夫魏道明，也因為鄭毓秀與汪精衛、宋美齡、王寵惠等國民黨要員的密切關係，而屢獲升遷，先後任南京市市長，駐美大使、台灣省主席等要職。鄭毓秀在隨魏道明出使美國期間，曾任美國援華會名譽主席。魏道明出任台灣省主席期間，鄭毓秀曾定居台灣。1948年，鄭毓秀夫婦移居美國。1959年12月16日，鄭毓秀因癌病逝于美國洛杉磯，終年68歲。

    令深圳人驕傲的鄭毓秀女傑，1891年出生在新安縣西鄉鎮屋下村（現為深圳市寶安區西鄉街道的樂群社區）。如今成為市級紀念館的“綺雲書室”就是她童年生活和學習過的地方。她的祖父鄭姚，出身窮苦，憑努力和機遇後在香港發跡，成為有名的大商人，曾賑黃河水災，受慈禧太后的封賜。父親鄭文治，在京城清廷戶部任職，母親出身大家閨秀。她小時候在祖籍西鄉家裏最喜歡聽母親講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1903年，12歲的鄭毓秀與母親從廣州經香港到北京，進入崇實女校學習，接受中國語言、歷史、地理、算術等科目的正規化教育。在父親的書房，她讀到了鄒容的《革命軍》，不禁熱血沸騰。13歲那年，鄭毓秀由父親和祖母做主，許配給廣東某高官之子。從小正直反叛的鄭毓秀對這門婚姻反感，便大膽給曾家公子寫信，成功解除婚約。為這事，鄭毓秀惹了一場風波，次年，鄭毓秀離家出走，入天津“崇實女塾”教會學校，接受西式的教育。鄭毓秀在北京、天津的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大哥為她帶回很多關於革命黨的資料，她閱讀後漸漸萌生革命念頭。當她獲悉革命黨人活躍在日本的消息後，説服父親同意，隨姐姐前往日本留學。在廖仲愷的介紹下，鄭毓秀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這一年是1906年，鄭毓秀只有15歲。不久，同盟會安排鄭毓秀回國擔當“情報員”。因為其父在北京做過清廷戶部的官職，所有的郵件不需要檢查就可以直接寄到鄭家。幾年後，鄭毓秀回國從事革命活動，憑她的機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氣，以及一位西歐外交官和幾位外國朋友的掩護和幫助，工作非常出色。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的一兩個月，鄭毓秀曾多次為革命黨人秘密運送軍火，傳遞情報。同時兩次參與革命黨人組織的暗殺清廷要員的活動。

    第一次是行刺袁世凱。辛亥革命爆發，清廷非常恐懼，為挽救滅亡的命運，於是就找到了袁世凱，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以鎮壓革命黨人，這樣就有了革命黨人決定行刺袁世凱的活動。刺殺小組一行12人，鄭毓秀是主要負責人之一。刺殺行動的計劃，將刺殺人員分成4組，每組3人，在預定地點從四個角落同時向袁世凱投彈。1912年月1月15日，各組已奔赴戰鬥崗位。鄭毓秀突然接到同盟會駐北京支部的緊急命令，放棄刺殺袁世凱的行動。因為最新的情報揭示，南北和議真正的阻力是來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凱。鄭毓秀連夜行動，及時通知了8位戰友。但是，第二天未接到通知的4名戰友，仍按計劃向袁世凱投彈爆炸。此時鄭毓秀也在現場，她機警地用手槍向天開了兩槍，接著又開數槍擊斃了一匹馬。因鄭毓秀素未受過嚴格的軍事射擊訓練，開槍時，右拇指一塊肌肉被夾在板機上，痛徹心肺，鮮血直流。這一疼使鄭毓秀清醒過來，覺得應立即離開這個危險之地。她急忙將槍一拋，把帶血的手藏在大衣袋裏，並故意靠近警察，大聲斥説：“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無法無天的革命黨，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幹出這類暗殺之事！”那些警察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女流竟是這次暗殺行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一炸，僅炸死袁世凱的衛隊長及衛兵數名，坐騎一匹，而袁世凱撿回了一條老命。3名革命黨人當場被捕，真正的投彈者嚴濟芬卻得以倖免。事後，鄭毓秀回憶她當時聽到炸彈爆炸聲時的心情，“到底是表示慶祝呢？還是湊熱鬧而打著好玩呢？”可見，鄭毓華臨危不俱，具有革命家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風範。

    第二次是行刺良弼，是在刺袁世凱行動後不過10天進行的。良弼是滿人，他掌握著一定實力的軍隊，且又是宗社黨的核心人物。他堅決反對清廷退位，是頑固守舊的人，是革命黨人的死對頭。鄭毓秀等到接到任務後，汲取了刺袁行動的教訓，於是改變行刺方法，決定以少出奇制勝，即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後近距離炸死他，但這只能是自殺性的行刺。革命黨人彭家珍自告奮勇接受了這個使命。行刺的前一天，鄭毓秀姐妹與彭家珍話別，場面感人至深。彭家珍大有荊軻之志，“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視死如歸氣概。尤其是鄭毓秀的大姐，當時正與家珍在熱戀中，生離死別讓鄭的大姐當場暈倒。鄭毓秀也泣不成聲。1912年1月25日，彭家珍喬裝成清兵，作為瀋陽軍事當局派來的傳達員，有重要軍情面告良弼。當外出的良弼回寓所時，在那裏等候多時的彭家珍便迎上去，良弼也是久經沙場，老謀深算，見來人面生不太對勁，便存有戒心，急欲躲避。彭家珍緊追幾步，將炸彈拉響在良弼門口的石獅上，轟隆一聲，革命黨人彭家珍倒下去了，當場犧牲，而良弼也被炸，重傷倒地，兩天后也死去了。良弼家門口的爆炸聲傳來，得悉彭家珍犧牲，行刺指揮部同仁和鄭毓秀姐妹悲痛欲絕。革命，使她們失去了親密的戰友；為了救國，21歲的鄭毓秀出生入死，視死如歸，口碑傳世。          （2009年5月23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