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宣紙的發展情況

    涇縣宣紙誕生之後，其生産由於時代和社會背景的不同,歷經由少到多、由盛到衰、盛衰交替的過程。宋代，文化傳播媒介的發展，宣紙需求大增，宣州各地所産宣紙供不應求。熙寧七年（西元1074年）六月朝廷“詔降宣紙式下杭州，歲選五萬番”；但由於受自然條件等限制，未能持續發展。少量的涇縣宣紙則更為文人所索求，如宋代詩人在《再寄權子滿》詩中寫到：“有錢莫買金，多買江東紙，江東紙白如春雲”。而宋時的涇縣已屬江南東路的寧國府管轄了。

　　宋末元初，曹姓人遷徙至涇縣西鄉小嶺一帶以製造宣紙為生。此史實見於清乾隆年間重修的《小嶺曹氏族譜》序言“宋末爭攘之際，烽煙四起，避亂忙忙。曹氏鐘公八世孫曹大三，由虬川遷涇，來到小嶺，分徙十三宅，見此係山陬（zōu山腳），田地稀少，無可耕種，因貽蔡倫術為業，以為生計”。

　　自此，涇縣小嶺曹氏一族，逐漸發展成宣紙工業中的佼佼者。並且曾一度壟斷了宣紙的生産經營。元代建立後，南北統一，經濟文化有所發展，尤其是以倪元林、王蒙、吳鎮、黃子文等山水畫派衝破傳統宮廷畫法的桎梏，提倡山水寫意和潑墨豪放的技法，宣紙為此畫法提供了廣闊發揮和相象的空間，因此宣紙作為畫家們發揮的基本工具而被重視起來，大大地刺激了宣紙業的發展，加上宣紙製造工藝的日趨成熟，使宣紙生産有了長足的進步。

　　明代，涇縣宣紙步入重要的發展階段。工藝日趨成熟.品種花色日愈增多,尤以宣德年間製造的宣紙最佳,讚譽宣紙的詩文屢見不鮮,沈德符在《飛鳧語略》文中曾直稱宣紙為“涇縣紙”,文震亨在《長物志》中雲：“吳中灑金紙，松江譚箋，俱不耐久，涇縣連四（即宣紙中的四尺單宣）最佳”，金農在《冬心畫竹記》中有宣德年間製造丈六宣紙的記載，吳景旭在《歷代詩話》中談到“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箋色古光，文藻精細”同時又在此書中指出“宣紙有貢箋，有棉料......式如榜紙，大小方幅可揭出三、四張”等語。

　　清代涇縣宣紙生産發展迅速。縣東漕溪有汪六吉等大戶，生産頗具規模；縣西小嶺曹氏世家，生産日益繁榮。康熙進士儲在文宦遊涇縣時作《羅紋紙賦》“若夫涇素群推，種難悉指，山陵陵而秀簇，小曰曰而清馳，彌天谷樹，陰連銅室之雲，匣地杵聲，響入宣曹之裏。精選則層岩似瀑，匯徵則孤村如市。度來白鹿，盡齊十一以同歸；貢與黃龍，篚實萬千而莫擬。固已軼至版而無前，駕銀光而直起……越楓坑而西去，鹹誇小嶺之清明；渡馬瀆以東來，並説澶溪工致，志存自為……”。詳盡記述涇縣小嶺，其時小嶺十三坑，處處建棚（廠）造紙，棚戶（廠家）日益增多，小嶺一隅已無法容納，於是很多新老棚戶另劈蹊徑，向外發展，遍及全縣所有宜造宣紙的地方。其中自然資源和條件最為優越的地方就是縣東烏溪一代（今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安徽省涇縣宣紙廠的現廠址）。當時的繁榮景象與中國文化領域異軍突起並迅速發展的小説一樣深入國人之心，清著名小説家曹雪芹在《紅樓夢》第42回裏就描寫到宣紙，小説中的人物寶玉、黛玉、寶釵、惜春等在議論畫大觀圓時,寶玉説:“家裏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補充道:“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染……”等。據考證“雪浪紙”就是宣紙。由此可見，當時宣紙的繁榮程度了。但好景不長，咸豐年間，清軍與太平軍在涇縣一帶輾轉征戰10餘年，紙槽大部分被毀壞，原料基地荒蕪，同治後宣紙業復蘇，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涇縣宣紙業經歷了由恢復到發展而繁榮鼎盛的時期。大約在18世紀後期，涇縣宣紙在國際展覽中獲獎並傳入歐美各國（1886年宣紙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獎章），深引人們注目，曾一度成為聯繫各民族友誼的文化紐帶。當時涇縣宣紙的最鼎盛期年産量近千噸。抗日戰爭爆發後，大部分國土淪陷，交通阻隔，宣紙銷路也因此受到阻礙，生産一落千丈。至涇縣解放前夕，宣紙只剩下5簾紙槽茍延殘喘，解放時已全部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