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高拱（1512～1578），中國明代嘉靖、隆慶時大臣。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嘉靖進士。穆宗為裕王時，任侍講學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階薦，拜文淵閣大學士。穆宗即位後，以帝舊臣，數與首輔徐階相抗。科道官借此相互攻訐，高拱不自安，乞歸。隆慶三年（1569）冬，召還授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頗得寵信。次年，俺答汗之孫把汗那吉來降，高拱與張居正力排眾議，使封貢得以成功，因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後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六年春，帝病危，召高拱、張居正、高儀3人受顧命。明神宗即位後，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禮監之權，還之於內閣。與張居正謀，但張居正在太后前責高拱專恣，致被罷官。萬曆六年死於家中。七年，贈復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高拱，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參機務，隆慶元年（1567）辭官。三年再起，以內閣大學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輔。六年六月去職。高拱是明中葉有才幹的政治家之一。

　　重為臺輔，政績斐然

　　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臺。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鬱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説：“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臺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裏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佔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説：“今于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陞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説：“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了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準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徵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週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援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説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説，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

　　時陜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陜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讚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説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齣閱視，以今視昔，錢谷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準，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説：“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于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