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河南博物院研究員，現任研究部副主任。
鄭州商城是我國考古界發現的最重要古城址之一，其城垣規模之大在早期古城中首屈一指。作為二里岡時期的一座商代都邑，它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殷墟文化之前的商文化空白，而且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礎。幾十年來圍繞鄭州商城的性質、年代、文化淵源等諸多問題，有關專家學者發表了許多論述。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二里頭宮殿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發掘，90年代豫東先商與岳石文化的發現，鄭州商城外郭城以及小雙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等，促使鄭州商城的研究日趨深入。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關於鄭州商城學術界依然存在不同意見，這裡僅就鄭州商城的創建與文化來源問題略説一二。
一、鄭州商城的創建
鄭州商城是二里頭文化之後，殷墟商文化之前的一座商代都邑，這早已成為大家的共識。但是，它創建於二里崗下層時期還是之前，它是早商都城還是中商都邑，學術界至今並未形成一致看法。爭論相持最久的是“敖都”説與“亳都”説兩家。
贊成鄭州商城為中商敖都者，一般是將二里頭文化的一部分視為早商文化，將偃師商城視為早于鄭州商城的“西亳”。通過對出土器物的類比，商城內各種遺跡相互關係的分析，認定鄭州商城的年代“上限不能早于二里崗下層，而且不可能早到二里崗下層的早期階段”，“商城的始建年代是在二里崗下層二期” ①。或曰：“鄭州商城夯土城垣是興建於商代二里崗下層二期，並延續使用到二里崗上層一期。”②其主要依據包括兩點：鄭州商代二里崗下層文化層疊壓著商代城墻夯土，説明此城墻不會晚于商代二里崗下層時期；鄭州商代城墻夯土層內出土有二里崗下層時期的陶片，而且在商代墻基下壓有二里崗下層時期的灰溝。
主張鄭州商城是早商亳都者，一般以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屬夏代文化，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是夏都，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遺址都是早商城邑，且鄭州商城在年代上早于或略同於偃師商城③。鄭州商城的始建年代“當先於二里崗下層文化時期，決非同時”，應確定在早于二里崗下層時期的南關外期。“鄭州商城的歷史年代不是從二里崗下層開始到二里崗上層期為止，而應當是從南關外期開始，到白家莊期為止。”④亳都説的觀點同樣是依據鄭州商城的城墻、宮殿基址、灰坑、墓葬等考古發掘資料，且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作了新的細緻的分析。
鄭州商城的創建年代是直接關係到該城址性質的重要問題，除了全面參考各期的碳十四數據外，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到，一是對主要遺跡單位的準確分期，二是對城墻疊壓關係和包含物的具體分析。
鄭州商城發現之初，鄭州商城早商文化遺存的分期均是以二里崗上、下層來劃分的，時間跨度大，線條粗。20世紀70年代，鄒衡先生就商文化的年代與分期做了系統地論述，把中原地區的商文化分成三期七段十四組，涉及鄭州商城的文化分期共三期四段六組⑤。80年代，高煦先生也著文將二里崗上下層文化分別劃出一、二兩段⑥。安金槐先生同樣也在原二里崗文化上下層基礎上，細分出四期，即二里崗下層一二期和二里崗上層一二期⑦。這都為深入認識鄭州商文化提供了可借鑒的標準。回過頭來看鄭州商城的年代，《鄭州商代城址發掘報告》⑧中，商城遺址普遍存在著二里崗下層的房基、窖穴、墓葬、文化層等，疊壓和打破城墻夯土層的現象,這可理解為此城的修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崗下層。更確切地説，鄭州商代城邑至少在二里崗下層二期（晚期）之前已經建立起來，因為一般地講，新城建成一段時間後才可能被稍晚的文化遺存疊壓或打破。
據《鄭州商城發掘報告》，在商城的東、西、北三面城墻的夯土層內，包含有少量龍山文化陶片，多數為洛達廟期和南關外期陶片，另外還含有少量商代二里崗下層的陶片，沒有更晚的遺物。由鄭州商城普遍存在二里崗下層文化層疊壓城墻的現象推想，城墻夯土內所包含的少量二里崗下層陶片，很可能是二里崗下層較早時期的。
我們通常劃分遺址的相對年代，都是以其最晚的包含物來確定。依鄭州商城夯土墻內最晚的遺物，是否可以斷定其建築年代在二里崗下層時期呢？這還要具體分析。因為鄭州商城不是一個小的文化單位，它十分龐大且內涵豐富，僅內城垣的周長就有7公里。20世紀80年代又在內城的南墻外900米～1200米處，西城墻南段外側700米～900米等處，鑽探和試掘出斷續相連的大型夯土城墻基礎，墻體寬度在12米～17米左右，並確定為鄭州商城的外城郭⑨。看來要完成鄭州商城這樣巨大的工程，需要一定的時間，那麼部分城垣夯土內包含的二里崗下層陶片只能定城垣的年代下限，還不能定其年代的上限。更何況作為商都，還有各類時代早于或晚于城墻的其他宮殿、民宅、作坊等遺存，其創建時間可能會更早一點，興衰的延續時間也不會太短暫。
關於鄭州商城的始建年代，我們比較傾向於鄭亳説的觀點，即該城邑的創建始於南關外期。從南關外期商城初創，到二里崗下層早期已初具規模，二里崗下層晚期和二里崗上層早期為商都的發展繁榮時段，以後便走向衰退。下面是筆者贊成鄭州商城創建於南關外期的幾條簡單理由：
1．鄭州商代城邑的城墻與二里崗下層夯土基址，普遍存在直接疊壓洛達廟期和南關外期文化遺存的情況。
對比有關資料我們認為，鄭州地區的洛達廟文化多數相當於洛陽二里頭文化的二、三期，最晚的略同於二里頭文化四期早段。洛達廟文化晚期與南關外期文化都有被二里崗下層文化疊壓的現象，但是二者之間尚未發現彼此疊壓的關係，它們可能都是略早于二里崗下層文化而大致同時的不同文化類型。鄭州商城夯土墻基疊壓打破南關外期遺存，這就明確限定了城垣的始建年代。
2．鄭州商代城墻不同部位的結構和築法存在明顯不同，可能是一個時期不同階段逐步完成的。
這個問題我們曾撰文做過分析⑩，以後鄭州商城外城郭的確認，進一步表明如此巨大的商代都邑不會在很短時間內建成。二里崗下層一期建立起來的城垣，其時間上限延伸至略早的南關外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鋻於商城規模宏大的城垣是分段版築而成，一些墻壁體又是由內外幾部分組成，商城報告所謂城墻夯土內包含的少量二里崗下層碎陶片，極有可能出自較晚階段的墻體。在商代城墻的部分段落，墻體本身的夯土結構存在著明顯的時間早晚的疊壓關係。譬如鄭州商城北墻C8T27或T28東壁，東城墻探溝6北壁11。
3．商代城址報告記述,鄭州商城夯土墻基之下曾發現有個別疊壓或打破二里崗下層文化遺存的現象，這仍不能證明整座城垣的始建年代晚至二里崗下層二期。
據《鄭州商代城址發掘報告》及有關資料，鄭州商城西城墻下發現“商代二里崗期下層的一個小溝，被疊壓在商代夯土城墻和二里崗期下層文化層的下面”，溝內出有洛達廟期和二里崗期下層的陶片。從報告中標注該溝位置的CWT5剖面圖看，“小溝”位於寬大的西城墻內側最邊沿處，其上又疊壓有二里崗期下層的文化層。如前所述，鄭州商代城垣的不同段落或不同部位，有時間先後的差異，即使此溝確定為二里崗期下層，也只能説明此段城墻始建於二里崗下層的一期，或此段城墻的內側部分完成于二里崗期下層的早段。況且據親眼目睹過該溝出土陶片的鄒衡先生講，所謂二里崗下層小溝內的出土物，實際是屬於南關外期的12。果真如此，則這段城墻應當也創建於比二里崗期下層略早的南關外期。
據説，在鄭州商代城垣內城的東城墻下也有夯土墻打破二里崗下層文化的遺跡現象。我們查閱了有關的文章和資料，僅在東墻探溝T6北壁剖面圖上，看到一座商代墓葬M500被壓在夯土墻基之下。然而，這段夯土墻正是東城墻的內側部分，插圖和文章介紹都明確表示這是一段後期的夯土墻，該夯土墻下還疊壓有前期的夯土墻13。這種疊壓關係恰好表明，被二里崗下層文化層所疊壓的鄭州商代城垣，自身確實存在著先後與早晚關係。由於內側的後期城墻已被二里崗下層文化層疊壓，其年代最晚也應在二里崗期下層的早段，那麼被它疊壓的夯土城墻的時代必定更早一些。
4．鄭州商城遺址中分佈有南關外期的商文化遺存。
我們認為，鄭州商城遺址發現的所謂南關外期文化，是鄭州洛達廟文化較晚時期出現的一種外來文化，它不同於當地原有的洛達廟文化，也不同於後續的二里崗文化，應視為一個多樣文化的混合體。它在鄭州地區存在的時間不長，主要在洛達廟文化晚期至二里崗下層一期間，以後便漸漸淡化了。但是，它的出現非常重要，可謂先商集團進駐鄭州的考古學信號。鄭州夏末南關外期文化的出現，宣告了洛達廟文化的結束和二里崗文化的誕生。過去一直以為這一文化的遺存很少，僅限于鄭州商城內城的南城墻外一帶，現在看來並非如此，南關外期商文化遺存不止一處。
鄭州商城內城的東北部是商城的宮殿區，這裡先後發現幾十處夯土臺基，具體情況《鄭州商代城內宮殿遺址區第一次發掘報告》14等資料中均有記述。依據發掘報告，這些基址最早的屬二里崗下層。但是，其中有多處房基和夯土基礎存在被二里崗下層遺存打破或疊壓的現象，這與鄭州商代城墻的情況類似。陳旭先生對此曾有專文論述，提出鄭州商城宮殿區較早的基址始建於南關外期15，其分析是可信的。鄭州商城的宮殿區應當與城垣的創建大致同步甚至更早一些，這也符合古人“造郭以守民”、“築城以衛君”的理念。可以認為，相當於偃師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早段偏晚的某個時間，一批外來戶入住鄭州地區，並開始營建城邑宮室。這一人群的遺存在鄭州商城內城的中南部，今鄭州電力學校16、鄭州化工三廠17等處也有發現。另外，鄭州商代最早的鑄銅作坊也是創建於南關外期18，這一點同樣十分重要。
由上可知，鄭州商城的創建年代晚不到二里崗下層二期，早不過鄭州洛達廟文化晚期（即二里頭文化四期早段），應該就在南關外期。鄭州商城作為商代前期的大都邑，其城垣、宮殿、手工業作坊等都創建於此時。
二、鄭州二里崗期商文化的來源
鄭州商文化的來源是一個學術界爭論未決的重要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以鄭州商城為敖都者認為，鄭州二里崗期文化是與偃師二里頭文化以及偃師商城的早商文化一脈相承的中丁時期的商文化，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晚期文化屬同一性質的考古學文化。以鄭州商城為成湯亳都者認為，鄭州二里崗文化基本上是商代前期文化，它和夏代二里頭文化雖有繼承關係，但是文化性質不同;鄭州的早商文化可能來源於豫北的漳河型、輝衛型和鄭州南關外型先商文化。
我們基本贊同鄭州商文化北來説。鄭州的商代文化應該是由外來的先商文化，融合當地的夏代二里頭文化而成。
（一）鄭州商代文化繼承和吸收諸多夏代二里頭文化因素
把鄭州二里崗期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晚期文化相比，兩者存在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這已是大家公認的。以器物為例，它們的陶器均以灰色為主，二里崗下層文化的許多圜底器，如圜底長腹罐、圜底盆（直腹或鼓腹）、大口盆、研磨盆、各種平口甕、小口直瓴甕等，都與二里頭文化的同類器物的形制、紋飾基本相似。尤其是大口尊，明顯是二里頭文化的同類器的繼承和發展。在宮殿建築、玉器、青銅冶煉等重要方面，鄭州商代文化受到二里頭文化的強烈影響，二者確有密切關係。史載殷因于夏禮，這也是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後的自然發展。
然而，在標誌著文化特徵的主要因素方面，二者卻又有很大的差異，顯示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如最能代表文化傳統的炊器，二里頭文化以長腹罐、圓腹罐為主，多圜底器，少鬲、�[，而鄭州商代文化卻多鬲、�[等袋足器。據統計，二里崗下層文化中鬲佔全部陶器的1/4多；二里頭文化晚期的鬲卻不足4%，而罐的數量達到1/3以上。二里頭文化常見的瓦足器，鄭州商文化幾乎不見。成套灑器方面，二里頭文化以觚、爵、封口�B為主，�瀉萇偌�；二里崗下層文化則以觚、爵、�小十�主，很少封口�B。兩者所飾的繩紋也不同，二里頭文化以粗繩紋為主，二里崗下層多中、細繩紋。如此等等，反映出二里崗文化雖然承襲了較多的二里頭文化因素，但是其來自北方和東方的主體因素依然未變。二里頭文化只是鄭州商文化的文化來源之一，鄭州早商文化還有其他源頭。
（二）鄭州商代文化的本源來自豫北漳河型、輝衛型和鄭州南關外期文化
鄭州商代二里崗文化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相比，在主體因素方面有許多不同，可是和豫北漳河型、輝衛型及鄭州南關外期文化比較，在主體文化上有更多的相似與相同。如炊器以鬲、�[為主，均無瓦足器，有一定數量的素面器，多�卸�少封口�B，都以較細繩紋為主，窖穴以深窖穴為主，等等19。顯然，它們應是一個文化系統，儘管這三類文化彼此之間在一些方面（如器形、陶質）也有較突出的差異，但與二里頭文化相比，它們三者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鄒衡先生將這三個類型的文化都視為早于二里崗文化的先商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
嚴格地説，“先商文化”不是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我們理解其文化內涵是歷史學、社會學或民族學意義上的。根據古文獻記載，夏代能與夏人抗衡的族群主要是東方和北方的夷人和商人，且夏代末年是商人聯合夷人共同推翻了夏王朝，改朝換代後的早商文化，理應是以商族文化為主的多元文化，商王國也是由商族和眾多其他部族、方國組成。所以，先商文化發展到夏代晚期，已經成為以商族人為主導的聯合體的文化。
就現有資料看，在時間和地域分佈上，作為先商文化的不同類型，漳河型文化最靠北，時代上限較早，當是一支正宗的商文化,與鄭州早商文化關係最親近。輝衛型文化是夾在漳河型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的一個地方類型，它和黃河北岸沁水以西的二里頭類型文化已有本質區別20，文化面貌與漳河型文化相近，時代也延續到早商。這一文化似為被先商蠶食後融入先商集團的一支地方（夏、商與國）文化。南關外期文化最靠南，與商代二里崗文化共處一地，又被其直接疊壓，年代上是三者中最貼近早商文化的，也應是鄭州商文化最直接的來源之一。那麼，鄭州商文化是否依次由先商漳河型文化擴展到輝衛型文化，進而抵達鄭州成為南關外期文化呢？現在看來並非如此。這三種考古學文化與鄭州早商文化或在時間上，或在文化面貌上都還有差距。古地理顯示，鄭州商城西北有古黃河，北面有濟水與巨大的古滎澤，先商文化入鄭另有途徑。
（三）南關外期先商文化的來源
鄭州南關外期文化，是20世紀50年代在鄭州舊城南關外發現的一個文化類型，由於其文化面貌有別於當時已發現的商代二里崗文化和洛達廟文化，時間上又略早于二里崗下層文化，發掘者便根據地層關係將其單獨命名，稱為“南關外期”，又叫南關外下層文化21。當初，這一文化類型的遺存儘管發現很少，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訊，逐步引起專家學者們的注意，對其性質、來源作了種種判斷。
鄒衡先生率先分析了南關外期文化遺存，他將南關外遺址的中、下層文化合併，稱“南關外型”，作為夏代晚期先商文化的一個類型。認為二里崗型是從南關外型發展來的，南關外型又是由輝衛型和漳河型發展來的，受到了夏文化的強烈影響22。羅彬柯先生與仇禎先生雖然也贊成南關外中、下層合併，稱其作南關外下層或南關外文化，但是他們認為這一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一脈相承，屬於二里頭四期文化，是早商而不是先商的文化23。杜金鵬先生則將南關外類型陶器分為A、B兩組，進行文化因素分析，以B組器物與魯西南地區岳石文化有關，提出南關外期文化的東夷説24。更多的人不主張把南關外遺址的中、下層合併，如李京漢先生就指出：南關外遺址下層遺存與洛達廟、二里崗下層都不同，有較濃厚的豫北和豫東的某些特徵，時間也顯得早些25。安金槐先生重申了南關外中層屬於二里頭下層文化，南關外下層早于二里崗下層的觀點。並根據南關外下層遺存中部分陶器的特徵，提出其可能來自淮河中游地區的看法26。李伯謙先生更明確地指出：南關外下層作為早于二里崗下層早段的一期和一個新的類型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南關外型文化的陶器與二里崗下層早段的相比，很難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直接因襲的關係。二里崗下層文化的主導因素是從豫北的下七垣文化繼承來的，而南關外下層文化可能是夏之某一與國的文化27。
相對於夏文化的中心伊洛河流域，先商文化也可看作是來自東方的文化。鄭州南關外期文化遺存的特色部分就來自東方和東北方，如佔多數的褐陶，炊器多鬲、�[，器表飾細繩紋等，明顯是一種外來文化。從文化面貌觀察，它既非直接來自豫東魯西的岳石文化，也非直接源自豫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輝衛型），而是二者的融合體。8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大學、鄭州大學師生在魯西南、豫北和豫東等地的考古工作，為學術界探尋這一融合體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考古資料。尤其是豫東地區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的發現，使商人滅夏的途徑有了一條較為清晰的考古線索28。
多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證明,相當於夏代中晚期之時,豫中、豫西乃至豫南都是二里頭文化的主要分佈區；魯西南、豫東地區基本上是岳石文化分佈區29；豫北主要是漳河型與輝衛型文化，且以沁水為界，沁西或沁南是二里頭文化分佈區30。鄭州商城遺址則位於二里頭文化中心分佈區的東部，地處古代交通要衝。鄭州以東100公里之外即進入岳石文化區，其北面和東北面不足25公里至50公里即是下七垣文化區。1988年到1989年間，為了解岳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分界等問題，宋豫秦先生等在豫東西部的尉氏、杞縣、通許各縣進行考古調查，而後鄭州大學考古專業師生於1989年秋和1990年秋，對杞縣的段崗、鹿臺崗、朱崗、牛角崗、竹林等遺址進行試掘和發掘，發現了大致同一時代並存一地的漳河型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正如宋豫秦先生所言：“這一新的發現為解決長期使人困惑的漳河型一類文化的南進途徑問題提供了重要資訊。”“漳河型一類文化南下越過隴海鐵路到達杞縣、鹿邑後，似曾全線西向拓展，因為鄭州、扶溝、許昌都曾發現漳河型一類文化的典型遺存。”“濮陽─滑縣─長垣─杞縣─鹿邑通道的發現，使我們更認識到，漳河型一類文化確應是鄭州早商文化的直接來源。” 31同時，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的發現，也為鄭州南關外期文化找到了來源。它應是漳河型文化南下至岳石文化區之後，與某一類型岳石文化融合的産物。這也可印證古文獻中反映的夷商聯合滅夏之歷史傳説。隨著戰爭的結束，正宗商文化的確立，南關外期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在早商文化中迅速消退，到二里崗下層文化之後，基本消化殆盡。鄭州南關外期文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産物，它可能是與夷人關係密切的一支商人的遺存，更可能是與商人關係親密的夷人文化，或者就是二者結合共創的一種文化。總之，它應是以商人為主導的夷商聯盟建立後出現的文化類型，從這個意義上説它是先商文化的一個類型也是可以的。
綜上所述，鄭州商城的創建在鄭州南關外期（即鄭州洛達廟文化晚期），創建者是來自豫東地區的夷商聯盟。商人可能是從豫北經今濮陽、新鄉地區南下到豫東，與黃、淮中下游的夷人結合，西進鄭州建立大本營，最終推翻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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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酉生：《試論鄭州二里崗商文化的淵源》，《華夏考古》1988年第4期。
2. 安金槐：《再論鄭州商代城址──敖都》，《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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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6 .高煦：《略論二里崗期商文化的的分期和商城的年代──兼論其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7. 安金槐：《關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陶器分期問題的再探討》，《華夏考古》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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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代城外夯土墻基的調查與試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10.張鍇生：《鄭州商城城墻結構及築法探析》，《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11．河南省博物館等：《鄭州商代城址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安金槐：《試論鄭州商代城址──敖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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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鄒衡：《試論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學文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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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安金槐：《對於鄭州商代南關外期遺存的再認識》，《華夏考古》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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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安金槐：《對於鄭州商代南關外期遺存的再認識》，《華夏考古》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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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北京大學考古係等：《荷澤安邱�囟岩胖販⒕蚣蟣ā罰�《文物》1987年11期；鄒衡：《論荷澤（青州）地區的岳石文化》，《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宋豫秦：《論魯西南地區的商文化》，《華夏考古》1988年第1期；宋豫秦：《現今南亳與北亳説的考古學考察》，《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王迅：《試論夏商時期東方地區的考古 學文化》，《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
31．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本文發表在2005年《中原文物考古論集》，因成稿于1994年，故所引資料亦以此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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