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與湖北人

　　劉玉堂

　　以西元前13世紀為起點，楚文化綿延長達1000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楚國誕生到鼎盛時期，湖北一直是楚國最核心的部分，從地域、自然環境、人文的角度看，楚文化一直對湖北人産生了重要影響。

　　漢朝著名歷史學家班固，在談到一個地方的文化對當地人的影響時説過“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這説明一個地方的水土影響著當地人的行為、話語，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則影響著當地人的價值體系、禮儀風貌。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人做過研究，重慶人走路比成都人快半拍，武漢人走路比重慶人又快半拍，上海人走路比武漢人再快半拍……可見一個地方的人的性格形成跟水土有著很大關係。但文化的影響也很重要。一個地方的人的好惡取捨，其核心價值觀受到地域文化的極大影響。老百姓常説“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風俗。一直作為楚國腹地的湖北，深受楚文化的影響，並且融入湖北人的性格特徵中，歷代延續下來。

　　提到湖北人就想到一句話“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九頭鳥像一個商標貼在湖北人的身上，撕不掉、擺不脫，成了湖北人的一個標誌。無獨有偶，在楚文化中古人十分崇拜九鳳神(相傳是九個頭的鳳，一種吉祥的鳥，極具靈性)，楚人的標誌物就是“九鳳神”。鳳和龍一樣都是神話動物，人間的九頭鳥便由神話的九鳳神演變而來。所以，九頭鳥是楚文化和湖北人的共同標誌。

　　自古以來，社會各界對九頭鳥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代表精明能幹，有人則説是刁鑽古怪，也有人認為它是惡魔的象徵。其實，“九頭鳥”最初産生於明代中後期，形容的是宰相張居正所派的9位剛正不阿、精明強幹的湖北人在各地當巡按，懲治貪官，吏治清明，百姓將他們稱為吉祥的“九頭鳥”，是褒義寫照。直到近代，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寫道：“漢口的居民精明能幹，但刁鑽古怪，‘咒罵之名’”，説九頭鳥精明強幹但刁鑽古怪，就像虎皮辣椒，聞起來很香，吃起來很辣，欲罷不能，“九頭鳥”的含義才變成貶義。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很多人未能到達，而從湖北大地走出去的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等卻到達了陜北。毛澤東高興地説：“九頭鳥不得了，九頭鳥要翻天”，這個就是充分肯定和讚揚“九頭鳥”的。

　　“九頭鳥”以褒義為主，貶義為輔，主要是説湖北人聰明。

　　楚文化有正面成分和消極因素，湖北人也一樣，優缺點都突出。其優長特徵可歸納為四點：

　　第一，睿智機敏創造了一流的大國、一流的文化，涌現出一流的人才。楚國從受封五十里地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的大國；楚人的音樂、舞蹈、繪畫、文學等都達到相當高水準，如第一條褲子、第一雙手套、第一頂帽子、第一支毛筆、第一款墨、第一把扇子、第一張折疊床、第一幅動漫作品等。湖北人才輩出、名人眾多，如古代文學家屈原、宋玉，當代地質學家李四光，著名哲學家熊十力等。

　　第二，大氣豪爽，江湖肝膽，遊俠心腸。有道是“雅興忽來詩下酒、豪情一去劍贈人”，説的就是湖北人。古時楚國敢叫板天下第一個稱王，豪氣沖天，並一直影響到後來的湖北人。清末張之洞門生為其所修樓撰楹聯雲：“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多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這充分反映出湖北人的大氣豪爽。

　　第三是剛毅果斷。如推翻秦朝建立漢朝的是楚人，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也是湖北人熊秉坤，還有《亮劍》中李雲龍的原形王近山中將等，這些都是湖北人剛毅果斷的代表。

　　第四，勇猛頑強。西元前278年，秦國部隊攻破楚城，最後只剩兩人被俘，結果是一個咬舌自盡，一個跳火自焚。辛亥首義時的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面對國民黨的手槍拍案而起的聞一多、施洋、夏明翰等都是湖北人。

　　這是楚文化對湖北人性格特徵的正面影響，是湖北人性格特徵的優長。任何一種文化有正面也有負面影響，楚文化對湖北人性格的影響亦如此。

　　楚人的意識、行為一直影響著後人，每個人的缺陷都不同，但湖北人性格裏也有一些共性東西，如重感情而輕理智，易衝動；重開拓而輕守成，不能持之以恒；重競爭而輕協作，合作意識不強；重調侃而輕幽默等。

　　湖北人作為楚人的後裔，應該繼承楚文化的優良傳統，涵養和培育湖北人性格上的優長，克服和摒棄湖北人性格中的缺陷，這樣才有利於建設富強、文明、和諧的湖北。

　　（摘自張幼明編著《咵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