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東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二十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三十多萬畝莊稼,鹽鹼地上有十萬畝禾苗鹼死,全縣的糧食産量下降到了歷年的最低水準。
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苦難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洼窩裏,結著青色的冰淩;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困難,重重的困難,象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這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的雙肩。但是,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是懷著改變蘭考災區面貌的堅定決心來的。在這個貧農出身的共産黨員看來,這裡有三十六萬勤勞的人民,有烈士們流鮮血解放出來的九十多萬畝土地。只要加強黨的領導,一時有天大的艱難,也一定要殺出條路來。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他到貧下中農的草屋裏,到飼養棚裏,到田邊地頭,去了解情況,觀察災情去了。他從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幹部談論。見到沙丘,他説:“栽上樹,豈不是成了一片好綠林!”見到澇洼窩,他説:“這裡可以栽葦、種蒲、養魚。”見到鹼地,他説:“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轉了一圈回到縣委,他向大家説:“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幹,要革命。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鍛鍊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話,説得大家心裏熱呼呼的。大家議論説,新來的縣委書記看問題高人一著棋,他能從困難中看到希望,能從不利條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
連年受災的蘭考,整個縣上的工作,幾乎被發統銷糧、貸款、救濟棉衣、燒煤所淹沒了。有人説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那時候,很多群眾等待救濟,一部分幹部被災害壓住了頭,對改變蘭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數人甚至不願意留在災區工作。他們害怕困難,更害怕犯錯誤。……
焦裕祿想:“群眾在災難中兩眼望著縣委,縣委挺不起腰桿,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幹部不領,水牛掉井’,要想改變蘭考的面貌,必須首先改變縣委的精神狀態。”
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躺在床上翻來複去睡不著。他披上棉衣,找縣委副書記張欽禮談心去了。在這麼晚的時候,張欽禮聽見叩門聲,吃了一驚。他迎進焦裕祿,連聲問:“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祿説:“我想找你談談。你在蘭考十多年了,情況比我熟,你説,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哪?”
張欽禮沉思了一下,回答説:“在於人的思想的改變。”
“對。”焦裕祿説:“但是,應該在思想前面加兩個字:領導。眼前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沒有抗災的幹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兩個人談得很久,很深,一直説到後半夜。他們的共同結論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別是要對縣委的幹部進行抗災的思想教育。不首先從思想上把人們武裝起來,要想完成除“三害”鬥爭,將是不可能的。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後,他並沒有宣佈議事日程,只説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檐下,挂著尺把長的冰柱。國家運送蘭考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正從這裡飛馳而過。也還有一些災民,穿著國家救濟的棉衣,蜷曲在貨車上,擁擠在候車室裏……。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説:“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他沒有再講下去,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這時有人才理解,為什麼焦裕祿深更半夜領著大家來看風雪嚴寒中的車站。
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會議這時候才正式開始。
焦裕祿聽了大家的發言之後,最後説:“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説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大家能牢記著今晚的情景,這樣我們就會帶著階級感情,去領導群眾改變蘭考的面貌。”
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唸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幹勁,勉勵大家象張思德、白求恩那樣工作。以後,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回憶蘭考的革命鬥爭史。在殘酷的武裝鬥爭年代,蘭考縣的幹部和人民,同敵人英勇搏鬥,前仆後繼。有一個區,曾經在一個月內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後,腸子被拉出來挂在樹上。……焦裕祿説:“蘭考這塊地方,是同志們用鮮血換來的。先烈們並沒有因為蘭考人窮災大,就把它讓給敵人,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裡戰勝災害?”
一連串的階級教育和思想鬥爭,使縣委領導核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站起來了。他們打掉了在自然災害面前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從上到下堅定地樹立了自力更生消滅“三害”的決心。不久,在焦裕祿倡議和領導下,一個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被制訂出來。這個藍圖規定在三五年內,要取得治沙、治水、治鹼的基本勝利,改變蘭考的面貌。這個藍圖經過縣委討論通過後,報告了中共開封地委,焦裕祿在報告上,又著重加了幾句:
“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對著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面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一二)
這幾句話,深切地反映了當時縣委的決心,也是蘭考全黨在上級黨組織面前,一次莊嚴的宣誓。直到現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縣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為鞭策他們前進的力量。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規劃並不等於現實,這澇、沙、鹼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們從蘭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管做什麼工作,必須首先了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想戰勝災害,單靠一時的熱情,單靠主觀願望,事情斷然是辦不好的。即使硬幹,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評過的“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的錯誤。要想戰勝災害,必須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詳盡地掌握災害的底細,了解災害的來龍去脈,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部署。
他下決心要把蘭考縣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後抽調了一百二十個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縣委其他領導幹部,都參加了這場戰鬥。那時候,焦裕祿正患著慢性的肝病,許多同志擔心他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加劇病情的發展,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志們的勸告,他説:“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不願意坐在辦公室裏依靠別人的彙報來進行工作,説完就背著乾糧,拿起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
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這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從黃河故道開始,越過縣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塵埃,水入河道,方肯罷休。在這場艱苦的鬥爭中,縣委書記焦裕祿簡直變成一個滿身泥水的農村“脫坯人”了。他和調查隊的同志們經常在截腰深的水裏吃乾糧,有時夜晚蹲在泥水處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從qǐ@①縣陽gù@②公社回縣的路上,遇到了白帳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縣變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嗬,洪水呀,等還等不到哩,你自己送到府來了。”他回到縣裏後,連停也沒有停,就帶著辦公室的三個同志出發了。眼前只有水,哪有路?他們靠著各人手裏的一根棍,探著,走著。這時,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陣陣肝痛,時時彎下身子用左手按著肝部。三個青年懇求著説:“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保證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務。”焦裕祿沒有同意,繼續一路走,一路工作著。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們為他張了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水的流向圖。等他們趕到金營大隊,支部書記李廣志看見焦裕祿就吃驚地問:“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來的?”焦裕祿掄著手裏的棍子説:“就坐這條船來的。”李廣志讓他休息一下,他卻拿出自己畫的圖來,一邊指點著,一邊滔滔不絕地告訴李廣志,根據這裡的地形和水的流勢,應該從哪到哪開一條河,再從哪到哪挖一條支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統統排出去了。李廣志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志的領導工作,竟這樣的深入細緻!到吃飯的時候了,他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説:“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説著就又向風雨中走去。
送走了風沙滾滾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調查隊在風裏、雨裏、沙窩裏、激流裏度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方圓跋涉了五千余裏,終於使縣委抓到了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有大小風口八十四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個,也一個個經過丈量,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鹼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辛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把全縣抗災鬥爭的戰鬥部署,放在一個更科學更紮實的基礎之上。大家都覺得方向明,信心足,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夜已經很深了,陣陣的肝痛和縣委工作沉重的擔子,使焦裕祿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著蘭考縣的三十六萬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個生産隊。抗災鬥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也有高有低,怎樣才能把毛澤東思想紅旗高高舉起?怎樣才能充分調動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怎樣才能更快地在全縣範圍內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抗災鬥爭?……
焦裕祿在苦苦思索著。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開《毛澤東選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祿已養成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習慣,他從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縣委開會,他常常在會前朗讀毛主席著作中的有關章節。無論在辦公室,或下鄉工作,他總要提著一個布兜兒,裝上《毛澤東選集》帶在身邊。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難,他都認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請教,嚴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他曾對縣委的同志們介紹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眾中調查訪問,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早上記筆記。”他所説的“過電影”,主要是指聯繫實際來思考問題。他説:“無論學習或工作,不會‘過電影’那是不行的。”
現在,全縣抗災鬥爭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電影活動在他的腦海裏,他帶著一連串的問題,去閱讀毛主席《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幾行金光閃耀的字上:
“我們共産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毛主席的話給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來。他決定發動縣委領導同志再到貧下中農中間去。他自己更是經常住在老貧農的草庵子裏,蹲在牛棚裏,跟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他帶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對群眾的無限信任,在廣大貧下中農間詢問著、傾聽著、觀察著,他聽到許多貧下中農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聲。看到許多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對“三害”鬥爭的革命精神。他在群眾中學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鹼的辦法,總結了不少可貴的經驗。群眾的智慧,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也更加堅定了他戰勝災害的信心。韓村是一個只有二十七戶人家的生産隊。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毀滅性的澇災,每人只分了十二兩紅高粱穗。在這樣嚴重的困難面前,生産隊的貧下中農提出,不向國家伸手,不要救濟糧、救濟款,自己割草賣草養活自己。他們説:搖錢樹,人人有,全靠自己一雙手。不能支援國家,心裏就夠難受了,決不能再拉國家的後腿。就在這年冬天,他們割了二十七萬斤草,養活了全體社員,養活了八頭牲口,還修理了農具,買了七輛架子車。
秦寨大隊的貧下中農社員,在鹽鹼地上刮掉一層皮,從下面深翻出好土,蓋在上面。他們大幹深翻地的時候,正是最困難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們説:“不能幹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蠶吃桑葉的辦法,一口口啃,也要把這鹼地啃翻個個兒。”
趙垛樓的貧下中農在七季基本絕收以後,冒著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溝,同暴雨內澇搏鬥。一九六三年秋天,這裡一連九天暴雨,他們卻奪得了好收成,賣了八萬斤余糧。
雙楊樹的貧下中農在農作物基本絕收的情況下,雷打不散,社員們兌雞蛋賣豬,買牲口買種子,堅持走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員們説:“窮,咱窮到一塊兒;富,咱也富到一塊兒。”
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廣大貧下中農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祿十分激動。他認為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貧下中農革命精神的好榜樣。他在縣委會議上,多少次講述了這些先進典型的重大意義,並親自總結了它們的經驗。他説:“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應該把群眾中這些可貴的東西,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號召全縣社隊向他們學習。”
一九六三年九月,縣委在蘭考冷凍廠召開了全縣大小隊幹部的盛大集會,這是扭轉蘭考局勢的大會,是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一次誓師大會。會上,焦裕祿為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的貧下中農鳴鑼開道,請他們到主席臺上,拉他們到萬人之前,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他把群眾中這些革命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為四句話:“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的道路。”他説:這就是蘭考的新道路!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聲疾呼,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這四個樣板,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在全縣範圍內鎖住風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開英勇的鬥爭!
這次大會在蘭考抗災鬥爭的道路上,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激發了群眾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眾的革命鬥志,有力地推動了全縣抗災鬥爭的發展。它使韓村等四個榜樣的名字傳遍了蘭考;它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蘭考三十六萬群眾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從此,蘭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兩個東西,這就是縣委和縣人委發出的“奮發圖強的嘉獎令”和“革命硬骨頭隊”的命名書。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産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面前”
就在蘭考人民對澇、沙、鹼三害全面出擊的時候,一場比過去更加嚴重的災害又向蘭考襲來。一九六三年秋季,蘭考縣一連下了十三天雨,雨量達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莊稼汪在洼窩裏,漬死了。全縣有十一萬畝秋糧絕收,二十二萬畝受災。
焦裕祿和縣委的同志們全力投入了生産救災。
那是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雪越下越大。焦裕祿聽見風雪聲,倚在門邊望著風雪發呆。過了會兒,他又走回來,對辦公室的同志們嚴肅地説:“在這大風大雪裏,貧下中農住得咋樣?牲口咋樣?”接著他要求縣委辦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幾件雪天工作。他説,“我説,你們記記。第一、所有農村幹部必須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安置無屋居住的人,發現斷炊戶,立即解決。第二、所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必須深入牛屋檢查,照顧老弱病畜,保證不許凍壞一頭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産。第四、對於參加運輸的人畜,凡是被風雪隔在途中的,在哪個大隊的範圍,由哪個大隊熱情招待,保證吃得飽,住得暖。第五、教育全黨,在大雪封門的時候,到群眾中去,和他們同甘共苦。最後一條,把檢查執行的情況迅速報告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記下他的話,立即用電話向各公社發出了通知。
這天,外面的大風雪刮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裏,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志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説:“同志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裏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産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簡短的幾句話,象刀刻的一樣刻在每一個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濕潤了,有人有多少話想説也説不出來了。他們的心飛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
風雪鋪天蓋地而來。北風響著尖厲的哨音,積雪有半尺厚。焦裕祿迎著大風雪,什麼也沒有披,火車頭帽子的耳巴在風雪中忽閃著。那時,他的肝痛常常發作,有時痛得厲害,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著肝部。現在他全然沒想到這些,帶著幾個年輕小夥子,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他問青年人看過《萬水千山》這個電影沒有?他説:“你們看,眼前多麼象《萬水千山》裏的一個鏡頭呵!”
這一天,焦裕祿沒烤群眾一把火,沒喝群眾一口水。風雪中,他在九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梁孫莊,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裡住的是一雙無依無靠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瞎子。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饑。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説:“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幹啥?他説:“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説什麼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裏噙著淚説:“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説:“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裏,蘭考受災受窮的面貌一定能夠改過來。”
就是在這次雪天送糧當中,焦裕祿也看到和聽到了許多貧下中農極其感人的故事。誰能夠想到,在毀滅性的澇災面前,竟有那麼一些生産隊,兩次三番退回國家送給他們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們説:把救濟糧、救濟款送給比我們更困難的兄弟隊吧,我們自己能想辦法養活自己!
焦裕祿心裏多麼激動呵!他看到毛澤東思想像甘露一樣滋潤了蘭考人民的心,黨號召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硬骨頭精神,已經變成千千萬萬群眾敢於同天抗,同災鬥的物質力量了。
有了這種精神,在蘭考人民面前還有什麼天大的災害不能戰勝!
“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
焦裕祿常説,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縣委這個“班”帶好,必須使這“一班人”思想齊、動作齊。而要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挂帥。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縣人委有一位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幹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幹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裏一個污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計劃。也有人問:“錢從哪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幹部管財政,他説:“花錢我負責。”
但是,焦裕祿提了一個問題: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他接著説明瞭自己的意見:
“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
後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幹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焦裕祿對他説:蘭考是災區,比不得豐收區。即使是豐收區,你提的那種計劃,也是不應該做的。焦裕祿勸這位領導幹部到貧下中農家裏去住一住,到貧下中農中間去看一看。去看看他們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焦裕祿作為縣委的班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對同志們要求非常嚴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從內心裏生出改正錯誤的力量。不久以後,這位領導幹部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
有一位公社書記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當時,縣委開會,多數委員主張處分這位同志。但焦裕祿經過再三考慮,提出暫時不要給他處分。焦裕祿説,這位同志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他犯了錯誤,給他處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處分是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當前改變蘭考面貌,是一個艱巨的鬥爭,不如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他,鍛鍊他,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為黨的事業出力,這樣不是更好嗎?
縣委同意了焦裕祿的建議,決定派這個同志到災害嚴重的趙垛樓去蹲點。這位同志臨走時,焦裕祿把他請來,嚴格地提出批評,親切地提出希望,最後焦裕祿説:“你想想,當一個不堅強的戰士,當一個忘了群眾利益的共産黨員,多危險,多可恥呵!先烈們為解放蘭考這塊地方,能付出鮮血、生命;難道我們就不能建設好這個地方?難道我們能在自然災害面前當怕死鬼?當逃兵?”焦裕祿的話,一字字、一句句都緊緊扣住這位同志的心。這話的分量比一個最重的處分決定還要沉重,但這話也使這位同志充滿了戰鬥的激情。階級的情誼,革命的情誼,黨的溫暖,在這位犯錯誤的同志的心中激蕩著,他滿眼流著淚,説:“焦裕祿同志,你放心……。”
這位同志到趙垛樓以後,立刻同群眾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鬥爭。他發現群眾的生活困難,提出要賣掉自己的自行車,幫助群眾,縣委制止了他,並且指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從思想上武裝趙垛樓的社員群眾,領導他們起來,自力更生進行頑強的抗災鬥爭,一輛自行車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以後,焦裕祿也到趙垛樓去了。他關懷趙垛樓的兩千來個社員群眾,他也關懷這位犯錯誤的階級弟兄。
就在這年冬天,趙垛樓為害農田多年的二十四個沙丘,被社員群眾用沙底下的黃膠泥封蓋住了。社員們還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內澇。這個一連七季吃統銷糧的大隊,一季翻身,賣余糧了。
也就在趙垛樓大隊“翻身”的這年冬天,那位犯錯誤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個個兒。他在抗災鬥爭中,身先士卒,表現得很英勇。他沒有辜負黨和焦裕祿對他的期望。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貧農家裏,他的父親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迫上吊自殺了。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部隊、農村和工廠裏做過基層工作。自從參加革命一直到當縣委書記以後,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樸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襪子,補了又補,他愛人要給他買雙新的,他説:“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錯了。”夏天,他連涼蓆也不買,只花四毛錢買一條蒲席鋪。
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問,原來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來的票?”孩子説:“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説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説焦書記是我爸爸。叔叔沒有收票就叫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訓”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接著,又建議縣委起草了一個通知,不準任何干部特殊化,不準任何干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
“焦裕祿是我們縣委的好班長,好榜樣。”
“在焦裕祿領導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於大作大為,心情舒暢,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祿的戰友這樣説,反對過他的人這樣説,犯過錯誤的人也這樣説。
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縣委一位副書記在鄉下患感冒,焦裕祿幾次打電話,要他回來休息;組織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祿不給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療養;財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祿多次催他到醫院檢查,……。焦裕祿的心裏,裝著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當黨領導著蘭考人民同澇、沙、鹼鬥爭勝利前進的時候,焦裕祿的肝病也越來越重了。很多人都發現,無論開會、作報告,他經常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他棉襖上的第二和第三個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經常揣在懷裏。人們留心觀察,原來他越來越多地用左手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東西頂在右邊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辦公坐的藤椅上,右邊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他對自己的病,是從來不在意的。同志們問起來,他才説他對肝痛採取了一種壓迫止疼法。縣委的同志們勸他療養,他笑著説:“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祿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連他的親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變蘭考面貌的鬥爭中去了。
焦裕祿到地委開會,地委負責同志勸他住院治療,他説:“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離不開!”沒有住。地委給他請來一位有名的中醫診斷,開了藥方,因為藥費很貴,他不肯買。他説:“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麼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縣委的同志背著他去買來三劑,強他服了,但他執意不再服第四劑。
那天,縣委辦公室的幹部張思義和他一同騎自行車到三義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祿的肝痛發作,痛得騎不動,兩個人只好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剛到公社,大家看他氣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發病了。公社的同志説:“休息一下吧。”他説:“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邊彙報情況,一邊看著焦裕祿強按著肚子在作筆記。顯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指間掉了下來。彙報的同志看到這情形,忍住淚,連話都説不出來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樣子,説:“説,往下説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蘭考人民的除“三害”鬥爭達到了高潮,焦裕祿的肝病也到了嚴重關頭。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洶湧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著的大地。他滿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動手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於現實。二、一個落後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
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焦裕祿,從蘭考人民在抗災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從蘭考人民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幹精神中,已經預見到新蘭考美好的未來。但是,文章只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縣委決定送他到醫院治病去了。
臨行那一天,由於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麼捨不得離開蘭考呵!一年多來,全縣一百四十九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了一百二十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鬥爭。正象一位指揮員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麼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鬥呵!他幾次向送行的同志們説,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鐘,他還鄭重地佈置了最後一項工作,要縣委的同志好好準備材料,當他回來時,向他詳細彙報抗災鬥爭的戰果。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開封醫院把焦裕祿轉到鄭州醫院,鄭州醫院又把他轉到北京的醫院。在這位鋼鐵般的無産階級戰士面前,醫生們為他和肝痛鬥爭的頑強性格感到驚異。他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診察,最後很多人含著眼淚離開。
那是個多麼陰冷的日子呵!醫生們開出了最後診斷書,上面寫道:“肝癌後期,皮下擴散。”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趙文選同志,決不相信這個診斷,人象傻了似的,一連聲問道:“什麼,什麼?”醫生説:“你趕緊送他回去,焦裕祿同志最多還有二十天時間。”
趙文選呆了一下,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他央告著説:
“醫生,我求求你,我懇求你,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是個災區,俺全縣人離不開他,離不開他呀!”
在場的人都含著淚。醫生説:
“焦裕祿同志的工作情況,在他進院時,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癌症現在還是一個難題,不過,請你轉告蘭考縣的群眾,我們醫務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祿同志同困難和災害鬥爭的那種革命精神,來儘快攻佔這個高峰。”
這樣,焦裕祿又被轉到鄭州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焦裕祿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後,縣上不少同志曾去鄭州看望他。縣上有人來看他,他總是不談自己的病,先問縣裏的工作情況,他問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問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問秦寨鹽鹼地上的麥子長得怎樣?問老韓陵地裏的泡桐樹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囑咐一個縣委辦公室的幹部説:“你回去對縣委的同志説,叫他們把我沒寫完的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鹼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親密戰友、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當焦裕祿用他那乾瘦的手握著張欽禮,兩隻失神的眼睛充滿深情地望著他時,張欽禮的淚珠禁不住一顆顆滾了下來。焦裕祿問道:“聽説豫東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沒有?”
“沒有。”
“這樣大的雨,咋會不淹?你不要不告訴我。”
“是沒有淹!排澇工程起作用了。”張欽禮一面回答,一面強忍著悲痛給他講了一些蘭考人民抗災鬥爭勝利的情況,安慰他安心養病,説蘭考面貌的改變也許會比原來的估計更快一些。
這時候,張欽禮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他勉強擦了擦汗,半晌,問張欽禮:
“我的病咋樣?為什麼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張欽禮遲遲沒有回答。
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張欽禮最後不得不告訴他説:“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説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裏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張欽禮,然後説道:“欽禮同志,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説了,回去對同志們説,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他帶著淚告別了自己最親密的階級戰友。……
誰也沒有料到,這就是焦裕祿同蘭考縣人民,同蘭考縣黨組織的最後一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祿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共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有兩位負責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對這兩位上級黨組織的代表斷斷續續地説出了最後一句話:“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他死後,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産黨員的修養》。
他沒有死,他還活著
事隔一年以後,一九六五年的春天,蘭考縣幾十個貧農代表和幹部,專程來到焦裕祿的墳前。貧農們一看見焦裕祿的墳墓,就仿佛看見了他們的縣委書記,看見了他們永遠不也不會忘記的那個人。
一年前,他還在蘭考,同貧下中農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災鬥爭的前線。人們怎麼會忘記,在那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黨的溫暖走進了貧農的柴門;在那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帶病到各個村莊察看水情。是他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燈,照亮了蘭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帶領蘭考人民扭轉了蘭考的局勢,激發了人們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鎖住風沙,制伏洪水”的號召;是他發現了貧下中農中革命的“硬骨頭”精神,使之在全縣發揚光大。……這一切,多麼熟悉,多麼親切呵!誰能夠想到,象他這樣一個充滿著革命活力的人,竟會在蘭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蘭考的大地。
人們一個個含著淚站在他的墳前,一位老貧農泣不成聲地説出了三十六萬蘭考人的心聲:
“我們的好書記,你是活活地為俺蘭考人民,硬把你給累死的呀。困難的時候你為俺貧農操心,跟著俺們受罪,現在,俺們好過了,全蘭考翻身了,你卻一個人在這裡。……”
這是蘭考人民對自己親人、自己的階級戰友的痛悼,也是蘭考人民對一個為他們的利益獻出生命的共産黨員的最高嘉獎。
焦裕祿去世後的這一年,蘭考縣的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用眼淚和汗水灌溉了蘭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訂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蘭考,這個豫東歷史上缺糧的縣份,一九六五年糧食已經初步自給了。全縣二千五百七十四個生産隊,除三百來個隊是棉花、油料産區外,其餘的都陸續自給,許多隊還有了自己的儲備糧。一九六五年,蘭考縣連續旱了六十八天,從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十九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集體完成了。這是一篇人顏歡笑的文章,是一篇閃爍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扎了針”(注),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鹼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笑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壓在人們頭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能再任意擺布人們的命運了。
焦裕祿雖然去世了,但他在蘭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種子,正在發芽成長,他帶給蘭考人民的毛澤東思想的紅燈,愈來愈發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幹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奮勇前進。蘭考災區面貌的改變,還只是蘭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開始,在這場偉大的向大自然進軍的鬥爭中,他們不僅要徹底摘掉災區的帽子,而且決心不斷革命,把大部分農田逐步改造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産高産田,逐步實現“上綱要”(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産量要求),“過長江”,建設社會主義新蘭考。
焦裕祿同志,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黨的好幹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産黨員和貧下中農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裏!
(注) 這是焦裕祿生前總結蘭考人民治沙經驗説過的兩句話。“貼了膏藥”是指用翻淤壓沙的辦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針”是指在沙丘上種上樹,把沙丘固定住。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木加已
@②原字土加固
《人民日報》1966年2月7日
作者:穆青 馮健 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