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大作家仍居農家小院
二月河居住的農家小院
作家二月河
大洋網訊 在中國作家圈,二月河算是一個特例:21歲高中畢業,沒上過大學,卻是大學的博士生導師。40歲開始寫作,卻大器晚成,寫成《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成為歷史小説中難以逾越的豐碑,被拍成各種影視劇廣為流傳,並因此在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即便紅遍半邊天,這位“帝王作家”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陽的一個農家小院中。剛剛閉幕的十九大,二月河作為連續五屆黨代表出席了會議,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由於近年來對反腐問題頻頻發聲,二月河被不少人稱為“反腐專家”。不過,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二月河表示,自己只是賣文為生的作家,並非反腐專家。
因《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的熱賣,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但至今,72歲的二月河依舊居住在南陽市臥龍區政府內的一個紅磚小院內,院子裏很幽靜,綠油油的爬山虎爬滿了墻根。下午時分,二月河喜歡搬把椅子坐在院子裏曬太陽。“你以為我會住在哪?住在別墅裏啊?”二月河哈哈大笑。
成名後依舊住農家小院
二月河説,自己出生於山西昔陽,從小就跟農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著吃山西飯的習慣,比如撈麵、刀削麵、小米飯、老陳醋等山西食品。他13歲來到南陽,在這裡住習慣了,有小城市的舒適和親切。長達幾十年的埋頭寫作,使他習慣了在幽靜的環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歡大城市喧鬧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經濟條件好了,他還是喜歡居住在安靜的小院中,生活和當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什麼兩樣。“幾十年的習慣,很難改變。”
他回憶説,以前自己在院子裏養著幾隻雞,需要到大街上撿菜葉喂雞。看到大街上有賣菜車就不出聲擠過去,撿拾人們買菜丟下的青菜葉子。有一次蹲在車下撿葉子,他突然碰到另一個人的手,起初以為是同道,並未在意。過了一會兒,那人蹲起身來,笑吟吟對他説:“二月河老師,撿菜喂雞呀?這是我替您撿的,應該夠用了,您帶回去吧。”
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狽。“在公眾眼裏,我是個很輝煌的模樣。過年過節市裏團拜聚會,常在主席臺上對著眾人説幾句祝福拜年的話,沒有想到在這種場合和一個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頓時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嚕了句什麼就匆匆離開了。”有時去買菜,在賣菜車邊揀了許久,正準備上秤,賣菜的人會突然來一句:“老師,不用稱了,這是我自家種的,你帶回去吃吧——這菜沒上農藥。”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邊幅,穿衣服也沒什麼講究,即便出席正式場合,也很少穿西裝。用他的話説,常“穿著有點邋遢但卻很適意的毛衣或襯衣到街上散步”,有時候鞋子上還帶著一層浮灰。熟悉他的朋友調侃説,二月河是一個“永遠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頓飯吃了什麼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參加講座,衣襟上留著上一頓飯的油漬,他卻毫不在意,衣服翻個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講臺。
二月河最近幾年身體不太好,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他家的桌子上,治療糖尿病的藥物隨處可見。
圓頭大耳,滿臉挂笑,身材高大,留著一個大平頭,操一口濃厚的南陽方言,二月河頗有幾分像彌勒佛,乍一看似乎是個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書卷氣,那種浸潤在書海中的厚重氣息撲面而來。他的話充滿鄉土氣息,卻總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二月河説,他現在很少寫東西了,因為身體不太好,糖尿病帶來的眼疾,讓他看東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寫長篇小説,一部動輒100多萬字,非常耗費心血。“與其寫得不好,還不如不寫。”他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還是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給學生們上課,還帶幾個博士,各種講學、調研,將每天的生活塞得滿滿的。
寫《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離當年寫《康熙大帝》已經過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寫歷史小説不能沒有歷史背景知識,我寫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説,而是依據真實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閱讀大量的清人筆記。究竟讀了多少已經記不清了,肯定不止幾百萬字。”
當時一家三口蝸居在南陽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諱言當時是住在貧民窟。“房間被我從酒市場上淘來的發黃的書和報紙堆得滿滿的,妻子和女兒要從堂屋裏過都邁不開腿。”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紙,他在兩臂纏滿一圈幹毛巾。
人們常用“頭懸梁,錐刺股”形容讀書人的勤奮。二月河還加上了一條“煙燒腕”,是他在晚上寫作睏了時拿煙頭燙的。為了擠出時間來寫作,他選擇了這種極端的方式。
當時家裏太窮,用不起電扇,夏天太熱,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寫作時把腳擱水桶裏,既擋蚊子,又降溫驅暑。有時實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澆頭。冬天寫作時,寒風刺骨,墨水都能結成冰。困意來襲時,他點燃一支香,讓香燭騰起的煙霧把自己熏醒。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開山之作。當時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點開始寫作,寫到淩晨3點睡覺。早晨7點半,天濛濛亮,他就起床點煤爐子煮粥,然後騎自行車買個燒餅吃,到單位上班。晚飯後睡兩個小時,到晚上10點他再起來寫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時間都是偷來的。”忙中偷閒寫書,他也招來一些流言蜚語,説他不務正業,用公家的稿紙寫自己的書。
正因為這種碎片化的作息,二月河練就了獨特的“睡功”。如今,他坐在沙發上就能睡著。靠著這種“拼命三郎”的勁頭,20年裏,他寫出了520萬字的鴻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個系列。二月河説,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憊不堪,但只要穿過沙漠,前面就是綠洲。
“沒人出書我頭髮都掉光了”
二月河説,當時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寫書,而是在出版界、新聞媒體沒有後臺和熟人,沒有門路。“寫出書來往哪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閉門羹。”
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慮的時光。“頭髮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比劃著説,當時他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寫,但寫到什麼樣的程度夠得上發表的水準,他把握不準。他非常感激當初賞識他的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當時,初涉文壇的二月河把研究紅學作為敲門磚,給《紅樓夢學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卻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沒見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給當時編委會之一的馮其庸寫了一封信“討説法”,並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個星期馮其庸就回信了,不僅推薦刊發了二月河的文章,還建議他從事文學創作。二月河自此開啟了寫作的念頭。
1985年,馮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後對二月河説:“你不用研究什麼紅學了,這就是你的事業。”這讓迷茫中的二月河備受鼓舞。“當時完全靠自己一個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詩説,‘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馮其庸鼓勵他説,儘管寫,書寫出來由他幫忙找出版社。為感激提攜之情,他曾拿出5000元稿費送給病中的馮老,但被退回。後來他給紅樓夢學會捐款30萬元。
很多人都以為二月河是研究紅學出生的,但二月河表示,這是一個大大的誤解。“當時我在文學界毫無知名度。我一個高中生説寫了《康熙大帝》,肯定會被扔到廢紙簍裏,但如果説我是紅學會理事,寫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會看一看。沒辦法。”説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萬千。
成功一靠運氣二靠才氣
二月河30多歲時還是副連,看到身邊的同事已是正團,“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轉業。部隊圖書室的書也難以“解渴”。
帶著英語大辭典入伍,他本想學英語,但無語境、無老師,他意識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寫得好,他後來幹起了宣傳幹事,並因此有機會大量讀書,《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隊期間讀的。轉業到地方,從副科長當到科長,二月河認為文史水準已經達到大學副教授後,決定利用業餘時間寫書。
當時《解放軍報》正在報道軍人自學成才的案例,聽説二月河正在寫《康熙大帝》,就報道了這件事。黃河文藝出版社得知後,來找他談出版。
雖未上過大學,但二月河現在是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還是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成名後,有關部門要授予他“全國自學成才獎”,他調侃説:“還有成才不自學的嗎?”
全國各地來找二月河講課的人紛至遝來,走在大街上,也經常有人認出他來,跟他打招呼,開口就是“二月河老師”,這讓他很不適應。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點疼,然後確信,這是真的。“以前受過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總算熬出頭了。”
21歲高中畢業,40歲拿起筆寫作,二月河在作家隊伍中可謂大器晚成。他也説不清成為作家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他看來,最終能熬出來,一靠運氣,二靠才氣。“如果沒有馮其庸先生的鼓勵,單憑我過去的精神蠻幹,80%的可能性要失敗。”同時,也跟他的努力堅持有關。“我覺得自己是個寫東西的料,可以賣文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寫康熙,那騎自行車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煙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細。比如,什麼情況下用書面語,什麼情況使用民間口語,當時雞蛋、大米什麼價格。”
對話二月河
雍正矯旨篡位站不住腳
記者: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
二月河:我們黨在從嚴治黨上,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這種反腐強度。歷史上也有過幾次大的反腐,比如説像武則天、朱元璋、雍正時期。但當時的反腐,僅限于某個階層或階級,某個集團,甚至幾個人。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提出過: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永遠在路上等這一系列反腐舉動,發動各級黨組織,通過人民群眾,系統地對腐敗問題進行治理。
也要看到,雖然反腐敗已經呈壓倒性態勢,但這只是階段性勝利,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從歷史上看,反腐敗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徹底勝利還需要繼續努力。
記者:為何你對反腐的問題發聲比較多?
二月河:可能我是個歷史小説作家,對這方面題材比較敏感。其實我就是個作家,一個賣文為生的秀才,懂點兒歷史,不是反腐專家。
記者:你的“帝王系列”小説享譽海內外,但這種歷史題材小説容易被人詬病説是在替某個帝王翻案。
二月河:這要講究歷史真實性和藝術真實性的結合。打個比方,你到我家來,這是歷史的真實。但你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灰色還是白色,頭髮是卷的還是直的,有沒有抹髮油,戴的眼鏡是近視的還是平光的,寫的時候可以由我做主。歷史人物過了300年後,他穿的衣服鞋子,個性是婉約型、激烈型還是爆髮型的,作家可以發揮。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結合得好,後人就會説,你寫得像。
記者:你之前説過,比較鍾愛康熙皇帝,這會不會影響到你在寫作時“筆下留情”,其實康熙當時也有不少文字獄。
二月河:的確,我是比較佩服康熙的。我看了大量歷史資料,他的確在歷史上起過巨大作用。我寫的時候抱著比較尊敬的筆法。
我判斷歷史人物通常看3個方面。一是在歷史上對我們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起過什麼作用。康熙在位時,我國國土面積達到1400萬平方公里,3次親徵準格爾,6次南巡,還平定吳三桂叛亂和解決台灣問題,每個問題都處理得非常漂亮。他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上做出了貢獻,所以我不問他的出生。
二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貢獻。《康熙字典》就是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
三是個人的素質和修為。康熙懂7國外語,在數學、地理、天文、文學、書法、醫學、音樂方面都有很深造詣,是當時的第一學者,現在學術界已經有定論。我的侄兒去上大學,我問他,老師有沒有講康熙年間有人發明瞭雙季稻,他説不知道。老師不敢講康熙就是雙季稻的發明者。因為康熙是地主,成分不好。
記者: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聲也不太好,你似乎也替他“翻案”。
二月河:清朝沒有正史,只有一部《清史稿》,就是對民間一些野史的整理蒐集。我原來對雍正的印象不好,因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如果不抄,留下一個完整版的《紅樓夢》不好嗎?但也許那樣,曹雪芹頂多就是個吟風弄月、懂得一些詩詞的公子哥,寫不出《紅樓夢》來。雍正在位,留下朱批諭旨2000多萬字,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懶嗎?所以我們要尊重歷史,歷史上的傳説我們可以聽,但不能全信。
比如,野史和電視劇中都有提到雍正矯旨篡位,將“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要知道,清朝寫詔書時是滿漢合一的,改了漢字,改不了滿文。所以説,雍正改聖旨是站不住腳的。至於花天酒地、殘害他的父親等,當時社會上就有這個傳聞。其實雍正也很苦悶,這麼勤政,為國民殫精竭慮,還有人説他酗酒、好色,這和真實的他相去甚遠。這應該是康熙晚年,太子們爭位引起民眾圍觀,民眾們把這些事情寫在日記中,成了我們今天的史料,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負面。
記者:你之前也曾表達過對書價過高的擔憂。
二月河:是的。多年前一次逛書店的經歷曾讓我耿耿於懷:那時我的新小説剛出版不久,眼見一個年輕人捧在手上讀得愛不釋手,卻在看到書的標價後猶豫地放下了。所以我對盜版感情很複雜。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賣300多元,高檔的要500多元,對進城務工青年來説望而卻步。而盜版書只要三五十元,也能讀到我的書。盜版對窮人有利。他沒有錢不是錯,想看書也不是什麼罪過,我們的書太貴啦。
記者:現在社會上瀰漫著一股焦慮情緒,年輕人操心買房子,家長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學校……你覺得怎麼才能緩解這種焦慮?
二月河:我們處於變革時期,産生焦慮情緒很正常。我以前也焦慮過,頭髮都掉光了。我勸大家要多讀書,尤其是歷史書,讓自己對歷史、對社會的認知更加全面、視野更開闊,這樣焦慮情緒就會有所緩解。
記者:聽説你之前出書時稿費非常低?
二月河:是的。《康熙大帝》第一卷,我拿的是稿費,不是版稅。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時期,千字35元。出版社在當時已經給的是最高了。這種情況貫穿在我整個寫作中。這兩年版稅收入才多一點。外人是按照我的書值多少錢,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這樣算,我當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認,我在中國作家系列中收入應該説名列前茅,算是比較多的。但我目前還沒這個力量,拿出稿費組建一個團隊或成立一個基金,來鼓勵作家寫作。如果將來有條件,我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記者:你會不會鼓勵子女也走寫作這條路?
二月河:子女有子女的事,我們不要把愛好強加給他們。他們做好自己的事,平平安安,這是他們的福氣,是我的福氣,也是整個社會的福氣。我不會強迫女兒去吃文字這碗飯,他們對文字也沒什麼天賦。
文、圖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歡歡
(河南省台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