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陜臺視窗 > 陜西概況

人口和民族

發佈時間:2024-07-25 15:35:58

  根據《2021年陜西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1年末,陜西省常住人口3954萬人。其中,男性2018萬人,佔51%;女性1936萬人,佔49%。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4.24。

  陜西省基本屬於漢族人口聚居區,漢族人口分佈在全省各地。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在全省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39306255人,佔99.44%;各少數民族人口為222744人,佔0.56%。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相比,漢族人口增加2168512人,佔常住人口比重降低0.05%;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33109人,佔常住人口比重升高0.05%。

  全省人口上千的少數民族有回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壯族、土家族、朝鮮族、苗族、維吾爾族等民族,其他少數民族分佈非常零散。

  陜西省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早在80萬年前,藍田猿人就生活在這裡。西周、秦、西漢、新、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大夏、西魏、北周、隋、唐14個王朝建都陜西,使這裡長期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炎帝均曾活動於陜西,並留下了許多遺跡。到堯舜禹時期,其活動的中心仍在黃河中下游,亦包括陜西在內。古史傳説與考古資料均可證明,黃河流域包括陜西是我國原始社會氏族、部落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的基幹、華夏族的誕生地。

  在黃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發展到國家階段時,即我國第一個國家——夏朝誕生後,華夏族也就隨之形成。所謂“華夏”或“夏”族名稱之來源,也就是因夏朝而來。“夏,大也。”[①]《尚書正義》注“華夏”一詞説:“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據《尚書·甘誓》《史記·夏本紀》等記載,夏禹死後,其子啟即位,“與有扈氏戰于甘(今西安市鄠邑區南),作甘誓。”[②]有扈氏與夏王室同姓,其地在今陜西西安市鄠邑區。當時夏朝統治的範圍,至少已達今西安市鄠邑區以東,陜西關中原氏族、部落(方國)已成為華夏族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陜西境內發現的帶有商文化特點的遺址分佈情況看,商朝在陜西統治和影響的範圍:北到陜北綏德,南到漢水上游的城固,西至長武以東。

  周人原是在陜西涇渭流域的一個部落,最早也是後世所稱之“戎狄”,即非華夏族,後逐漸與華夏族融合。

  夏商以來,陜西除了有逐漸融入華夏族的周人及殷商一些方國之外,還有一些非華夏族存在,包括“犬戎”“羌”及陜西漢水流域的蜀人。

  西周建立後,都豐、鎬(今西安市區西南),其中心地區,即“王畿”,在陜西關中之地。此時,周人已融入華夏族,成為其基本的組成部分,陜西華夏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關中北及西北有獫(玁)狁和以犬戎為主的諸戎,陜南漢水上游一帶仍為蜀人所居。其中,與西周關係最為密切的是獫狁和犬戎等。

  秦人遠祖與商人同起東方,後西遷入戎狄之中,再後興起于陜西。秦人的興起在殷末周初,其居地在周人之西。到周孝王時,因秦人部落為周室放牧牲畜有功,孝王“邑之秦(今甘肅清水縣境內)”,此乃“秦”人得名之由來。自秦穆公後,陜西及其附近的諸戎(即以犬戎為首的西戎),有的為秦並滅(如蕩社、彭戲氏、小虢等),有的被秦所逐(如陸渾之戎),有的則附屬於秦(如義渠、大荔等)。

  長達500餘年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族為主幹,逐漸融合了長江流域及華北、西北的四週各民族,使華夏族不斷地鞏固、擴大。陜西地區各民族的發展、融合就集中反映了這一時期民族關係的特點。由於秦人的崛起及強大,最後幾乎統治了陜西全境,關中的戎族,漢中的蜀人,渭北、陜北的白狄、義渠等族,逐漸與秦人一起融入華夏族之中,使陜西以華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格局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華夏族是先秦時期中國的主體民族,戰國七雄均屬華夏族,故又稱為“諸夏”。同時,各國人又以國名或地區名稱之,如秦人、趙人、燕人、魯人、齊人、宋人、魏人等。但作為民族的稱謂,則統稱之為“華夏”或“諸夏”。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諸夏、華夏作為族名仍然使用,以與匈奴、氐、羌、越、夷等族相區別。同時,華夏或諸夏,又統稱為“秦人”。這一名稱主要的含義是指秦朝的人,但實際上也成為諸夏、華夏族在秦統一後的別稱。由秦朝直接統治的一些非華夏族,有的則稱之為“秦胡”[③],或以此族之名稱之,如匈奴、氐、羌等。

  漢朝繼秦朝統一全國後,漢朝人在很長時期內,猶被稱為“秦人”。如《史記·大宛列傳》記漢貳師將軍的話説:“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書·匈奴傳》記:“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以上“秦人”,意為秦朝人。可見漢代仍稱華夏族為秦人。儘管如此,漢朝建立後,“漢”“漢民”“漢軍”“漢人”等稱謂也開始流行起來。“漢”的來源,是劉邦入關後,項羽封他于漢中,為漢王。後劉邦滅項羽,建立漢朝,“漢”這個名稱使用則逐漸廣泛。漢武帝之後,正式出現了“漢人”“漢民”之稱。到東漢時,“漢人”“漢民”的稱呼更加普遍。我們今天所稱的“漢族”的“漢”,是源於漢朝的“漢”。這是華夏、諸夏族發展到漢代時才正式形成的名稱。

  漢代以後,漢人、漢民,即漢族的稱謂開始廣泛使用。特別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由於外族大批內徙,民族矛盾尖銳,區分“夷”“夏”更為嚴格,故“漢人”的稱謂更加固定和明確。隋唐以後,除了繼續使用華夏、夏、華、諸夏等族名,以及以朝代名稱之外,“漢人”(漢族)的稱謂使用更為廣泛,一直使用至今。這就是漢族名稱長期發展、演變的歷史。

  漢代,陜西漢族正式形成,其特點就是同其他地區一樣,即其前身華夏族是不斷融合了先秦以來鄰近的許多其他民族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由陜西境內較早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為主幹,不斷融合陜南的巴人、蜀人,關中、渭北及西北的諸戎、白狄、義渠等而逐漸發展壯大。

  秦漢時代,由於陜西北部緊鄰匈奴,關中為秦、西漢京師所在地,故匈奴與陜西關係十分密切。匈奴強盛時,不斷深入上郡等地進行騷擾;匈奴衰弱時,降附的匈奴單于、王侯及部眾,或入長安朝見,或被封侯、食邑,或以其故俗在上郡屬國居住。陜西的關中、陜北均有匈奴人居住和活動的蹤跡。

  西漢長安,因各族使臣、商賈雲集,甚至有專門供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蠻夷邸”,在長安城內藁街。由於各族人匯集長安,長安成為當時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地。

  自東漢末年至魏晉,西北氐、羌繼續向關中遷徙,其分佈之廣,人數之眾,僅次於關中原有的漢族。正因為如此,他們在十六國時,于關中先後建立政權,在陜西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由於魏晉時五胡的內徙及漢族的南遷,陜西民族分佈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陜西關中地區是自漢魏以來受戰禍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民族遷徙最為頻繁。曹魏、西晉時關中民族成分已是“戎狄居半”的局面。西晉末年以後,匈奴、鮮卑、氐、羌等族又大量徙入,而關中漢族先後向河西及南方大量遷徙。因此,關中漢族人口更為減少,戎狄成分大為增加。此時,關中的氐、羌、匈奴、鮮卑等的人數已大大超過了漢族,改變了秦漢時關中民族分佈的格局。陜北地區的情況更是如此。只有陜南漢中一帶,由於關中、甘肅漢族流民大多聚集於此,漢族人口有所增加。

  在西魏、北周時,陜西民族分佈格局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即北魏末年以來鮮卑及北邊的高車等族大量遷入關中及關中東北羌族的西移。

  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各族雜居,遷徙頻繁,數百年間互相融合,形成了陜西歷史上最大一次民族融合高潮。

  內遷的南匈奴部眾在十六國時,曾在陜西建立前趙,此後則散居渭北各地,尤以今黃陵一帶的東、西曹人數最多。另有一部分匈奴部眾原在北邊六鎮一帶,與鮮卑族長期相處,或早已融入鮮卑,或鮮卑化;至北魏末隨北魏軍隊進入關中,與漢人雜處,又逐漸漢化,如渭南渭水北發現的《合方邑子百數人造像記》中的宇文氏、呼延氏、費連氏、破六韓氏等。還有一部分匈奴部眾遷入陜西渭北一帶,在十六國後,與該地的西域胡、山居土著融合而形成一種雜胡,即稽胡。稽胡因大多山居,故漢化進程較慢,直到唐中葉之後才最後融入漢族或其他民族之中。

  鮮卑族先後大批遷入陜西地區,自北魏孝文帝由平城遷都洛陽,大力推進漢化改革,內地鮮卑族漢化進程加速,在陜西各地的鮮卑官吏、將士自然也不例外。到北魏末,大批鮮卑及高車、匈奴等因鎮壓關隴起義而進入關中,後有大批人居於關中東北今渭南、華縣、澄城一帶,與漢人雜處,在西魏、北周推行的各項政策之下,較快地融合到漢族之中。

  西北的氐、羌族內徙于陜西的時間較北方的匈奴、鮮卑等族為早,其普遍的漢化程度也較深。特別是氐族,由於原居住地與漢族最鄰近,關係更為密切。三國時,氐族已“多知中國語”,“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內遷至關中扶風、京兆等地的氐族,與漢族雜居,多變為編戶,在生産活動中與漢族更加接近。十六國時,氐族苻氏在關中建前秦,完全採取魏晉以來漢族政權的各項制度,大力推行漢族文化。苻堅甚至以華夏正統自命,恢復魏晉禮樂,以漢族傳統文化教授氐族上層子弟,使氐族進一步漢化。到隋唐時,內遷氐族就不見於記載,説明他們的民族特點基本消失,融入漢族之中。

  經過魏晉南北朝長達300多年的割據、分裂時期,陜西民族分佈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內遷五胡佔了陜西人口一半以上。而關中漢族則有部分南遷。各民族雜居錯處,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征服與被征服,建立政權及其覆亡,強迫同化和自然融合,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形成陜西歷史上一次最大的民族融合,使陜西民族成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隋唐統一時期,陜西仍然是一個民族關係複雜、多民族雜居的地區。關中漢族成分有所更新,陜北、渭北的稽胡、羌族逐漸漢化,而大漠南北的突厥、鐵勒,西北的党項、吐谷渾等族,先後遷入陜北。構成了隋唐時期陜西民族分佈的基本格局。

  有唐一代,京師長安為各族薈萃之國際大都會。上自各族王公、貴戚、番將,下至商賈、伎人、流民;三教九流,無所不有,畢聚京師,各顯其能。他們為唐代政治的統一、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起了巨大的作用。唐代的長安,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無不有“胡化”的深刻影響,而這種“胡化”逐漸為原漢族傳統文化所吸收、改造,形成和發展為一種新的生氣勃勃別具一格的唐代風貌。這種文化風貌也正反映了唐代陜西地區各民族融合的趨勢和特點,即漢化是主流,但也融入不少胡族的成分。

  自唐代末年起,藩鎮割據,長期爭戰,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割據中原的朱全忠廢唐哀帝,建立梁朝(後梁),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時期。今陜西地區先後分屬於幾個割據政權,關中長安則失去了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最初,後梁佔據關中東部大部分地區,關中西部則為岐王李茂貞所割據,陜北的夏、綏、銀、宥四州仍是唐末以來党項拓跋氏的割據範圍,陜南漢中是西川王建的勢力範圍。後梁為後唐滅亡後,今陜西全境均在後唐的統治之下。但時隔不久,後蜀興起,漸據漢中之地。從此,後唐及繼立的後晉、後漢、後周,均佔據今陜西漢中以北地區,夏州及麟、府党項割據勢力,名義上亦臣屬各朝。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北宋代後周,于乾德三年(965)滅後蜀,至此陜西全境為北宋統治。

  在五代至北宋初約百餘年間,由於北方分裂割據、政權頻繁更疊,陜西關中失去了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並自唐末以來,關中幾遭兵燹,官戚貴族及百姓四處逃亡,人口大減。唐代以來居於關中和陜南的各族已逐漸融入漢族,故陜西渭河以南至漢中等地,除個別山區而外,均已成為漢族聚居之地。

  在五代時,後唐、後晉和後漢三朝係沙陀族所建,其出征或戍守陜西境內的軍隊中,有來自代北的“番”兵,即沙陀、韃靼等族人。但是,這些番兵為數有限,且已處於逐漸漢化的過程之中。這一時期,在今陜北地區自唐以來聚居的党項族卻日益發展,成為陜西境內人口最多、勢力最強的民族之一。

  在金朝統治下,今陜西地區漢族仍然佔了絕大多數,分佈于各地;陜北與西夏沿邊諸州,則有正處於漢化過程中的党項諸部(番族)。此外,女真、契丹、奚等族,有小部分因任陜西各級地方路、府、州、縣官吏,其他隨猛安謀克進入陜西居住者,人數亦不少。在陜西地方各級任職的女真上層貴族,自進入中原漢族聚居地區之後,與所有女真上層一樣,漢化的進程加速。經過金朝100多年的統治,遷入內地(包括陜西)的女真族已經走上漢化的道路,到元代後,他們基本融入漢族之中,使漢族又增添了女真族新鮮的成分,吸取了女真文化的一些因素。

  儘管蒙古統治者征服和統治了廣大漢族及其他民族,然而當他們的民族南遷入內地,與有較高文化的漢族雜居錯處之後,也同金朝時的女真人一樣,開始了“被征服的本地人所同化”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到了元朝滅亡後,蒙古人與漢人幾乎達到“相忘相比,而亦不易以別”[④]的程度。

  元代,陜西的回族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後,東遷來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亞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元朝在統治陜西的過程中,有大批蒙古、色目人軍隊駐守陜西,此後關中成為元朝進攻金、南宋的重要基地。因此,在這些蒙古人、色目人組成的軍隊及其所攜的眷屬、奴婢中,有一部分原是中亞、波斯、阿拉伯來的,其中有的即駐守在陜西。另有一批元朝回族上層貴族,進入陜西做官為吏,以後就定居於陜西,成為明清時陜西回族的組成部分。

  清朝統一全國後,河套蒙古與陜北均處於清朝統治之下,蒙漢人民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同時由於滿洲官兵駐防陜西,於是有一批滿族人入居陜西西安、漢中、潼關等地。儘管清初滿族統治者一再強調“國語騎射”“旗民有別”,但是陜西的八旗滿洲官兵及其家屬因與人口眾多的漢族雜居,也開始了其漢化的進程。他們逐漸與漢族通婚,改用漢語文字,學習漢族的文化習俗。到了清中葉以後,逐漸與漢族的發展水準趨於一致。

  至此,陜西境內以漢、回為主的多民族分佈格局得以形成。

  (陜西省台辦供稿)

陜西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華夏經緯網版權所有